编者按：七十五载波澜壮阔，七十五载春华秋实。中国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即日起，南都、N视频推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别策划——跨越时空的接力”，走进多个行业和领域，讲述几代人传承奋发进取精神，真抓实干、接力创新，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故事。
9月底的敦煌，秋风卷着细沙和寒凉的雨点扑面而来，给气势宏伟壮观，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带来些许萧瑟。在莫高窟对面三危山上的一片简朴肃穆的公墓前，南都、N视频记者见到了一头银发、拄着拐杖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已经86岁高龄的她在人群中显得非常娇小，但整个人精气神十足。
这片公墓中安葬着10多位生前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他们在此永远守护着对面的莫高窟。樊锦诗带领着敦煌研究院新一代的研究员们，在老一辈敦煌文保人墓前行三鞠躬礼并依次敬献手中的鲜花。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暨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之际，新一代敦煌文保人，通过这种方式缅怀和祭奠为敦煌文物事业奋斗终生的先辈们，用实际行动，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延续下去。
日前，南都、N视频记者对话那些与敦煌文化羁绊一生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共同追忆一代代知识分子远赴大漠深处，接续守护敦煌石窟，让荒芜之地逐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的敦煌往事。
莫高窟。南都记者 杨苓妍 摄
新中国成立后：初代守护苦中作乐
从莫高窟的大门向东，走过宕泉河，沿着戈壁山丘步行一两分钟，就能看到敦煌第一代守护者代表人物常书鸿的墓碑。
墓碑面对着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前面镶嵌着一块引人注目的黑色花岗岩名碑，上面镌刻着赵朴初为之撰写的几个大字——“敦煌守护神常书鸿”。
莫高窟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作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曾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如果真的还有来世，我还做常书鸿，还去敦煌！”遵照他的遗愿，常书鸿长眠在此，永远守护着莫高窟。
常书鸿、李承仙、常嘉煌（自右至左）在敦煌莫高窟合影。受访者供图
常书鸿的儿子常嘉煌告诉南都记者，父亲曾是一位留法9年的艺术家，在巴黎画坛声名鹊起，因塞纳河畔书摊上的一本《敦煌石窟图录》而为祖国传统艺术所倾倒，战火纷飞更让他心系敦煌。
1944年，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物资、经费和食物都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创立，常书鸿担任所长。当时，莫高窟已荒废数百年，洞窟中流沙堆积，雕檐崩塌，窟前放牧着牛羊。
如今，南都记者在石窟内参观时，仍能依稀看到曾被西方盗贼剥离了一半的壁画痕迹、被损毁了四肢的佛塑，以及最初因牧民和外来者在洞内生火做饭给洞窟彩绘留下的焦黑。
为保护洞窟，常书鸿首先带领着工作人员用夯土打围墙、修补甬道和栈桥、清理流沙、植树，把莫高窟四百多个石窟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保护工作初步完成后，最早的几位研究员就开始了测绘石窟图、洞窟编号、内容调查、壁画临摹等初期的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后，常书鸿还全力招募当时艺专毕业的青年美术工作者，前往敦煌延续临摹工作。李承仙、郭世清、刘缦云、霍熙亮、段文杰、史苇湘等一批后来名垂敦煌史册的工作者，纷纷加入莫高窟保护的队伍。临摹、维修、加固……研究所的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
如今已过八旬的马竞驰，从1961年起就在研究所工作。他先后在保护组、办公室、接待部，长期从事敦煌石窟保护、游客讲解接待和旅游开放管理等工作，是“敦煌活字典”般的存在。
他向南都记者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研究机构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受到国家重视的同时，还确立了“保护、研究、弘扬”的工作方针。
“我在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证编号是042号，也就是从1944年到1961年，我是研究所的第42名工作人员。”马竞驰用“一直乐呵呵，永远都很满足”，向南都记者形容最早那批驻守敦煌的前辈们。
马竞驰。南都记者 杨苓妍 摄
马竞驰回忆，常书鸿很爱干净。“但当时这里没有洗澡的条件，有一天我就看到他在河滩里躺着，河滩水流量很小，他满身都是泥沙，躺一会儿就得起身把泥沙冲走。他看到我，也喊我来洗，说这水很好。”
“现在的人可能很难理解，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那些老前辈们为什么还能每天高高兴兴搞研究、画画。印象中，他们每天会在洞窟前跑步，做广播体操，过年过节还会排演话剧，说山东评书，唱两嗓子川剧。”
马竞驰说：“这可能跟他们对这些古代遗留下来的艺术遗产的感情有关，他们太喜欢这些东西了，物质都不重要了，他们精神非常充实。”
早期临摹：天亮开工不敢浪费光线
如今，已经退休多年的马竞驰，住在敦煌研究院市区的住宅区里。小院被葱郁的树木覆盖，静谧安宁，生活条件也十分便利。
带着南都记者在院子参观的马竞驰感慨道：“虽然现在的条件很好，但还是会想念莫高窟中寺那排简陋的宿舍，那里对我们来说是家一般的存在。”
退休后，马竞驰经常受邀为各类敦煌研学课程做讲座，他一直是大家眼中对敦煌文化如数家珍的“马老师”。但是据其自述，50年前，他还只是对敦煌文化“一无所知”的年轻小伙，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跟着敦煌的老前辈们上洞子。
“壁画像人一样是有寿命的，用复原临摹的方式将其保存下来，才不会让这些珍贵的文化宝藏消失。”回忆起当年的临摹工作，马竞驰说，当时因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临摹壁画时，研究员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着油灯或蜡烛，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
临摹窟顶画时，临摹的人需要不停抬头低头，时间一长，就会头昏眼花，甚至恶心呕吐。物资匮乏，没有纸、笔、颜料，他们就地取材用窗户皮纸裱褙，用红泥加胶做颜料。
莫高窟。南都记者 杨苓妍 摄
上世纪50年代前后，敦煌莫高窟主要照明工具是煤油灯。1954年，常书鸿从北京要来一台发电机，才使研究所有了供电设备。常嘉煌也向南都记者回忆，“当时发电机一天只能供电2个小时，所以每次听到发电机开始响了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没有电，研究院的人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天刚亮就开始工作。”
马竞驰回忆，“当时工作要算着日出的时间，确保第一缕阳光照进洞窟前，就要完成所有准备工作。而且当时上洞子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许多洞窟需要有梯子才能爬上去，而厕所又在很远的地方，所以我们早上不敢多喝水，不敢浪费难得的光线。”
有一次马竞驰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段文杰的房间，看到他一口气吃了6个香水梨，很是不解。段文杰轻描淡写地解释：“梨解渴顶饿，不用下来上厕所，在洞子里能一直待到太阳偏西。”
此外，镜子对那代敦煌文保人来说也有特别的用途。当时的研究员们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只要路过立镜子的地方，就会询问窟里的人是否需要挪位置。因为当时的研究员担心煤油灯的烟和人工照明会损坏壁画，就想到通过镜子反照到锡纸、白布的方法，加强洞中的光线。
马竞驰说，大家就是这样想尽办法，能在洞子里多待一分钟是一分钟，能多画一笔是一笔。
西北的冬季漫长，颜料凝结，手脚僵硬，研究人员冬天会被迫停下临摹工作，改做洞窟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马竞驰此前曾负责协助洞窟的档案整理工作，为了更好理解每个洞窟的内容，他每天花费大量时间阅读佛经。研究佛经的最初几年，他一度佛学辞典和佛学字典不离手，有时间就去阅览室抄录资料。
“敦煌石窟里有学不完的东西，我就是这样跟着那些老前辈们从一无所知到后面渐渐熟悉了解。他们是我见过的最高尚、最有事业心、最值得我尊敬的人，我甚至听不得任何人说他们哪儿不好，跟他们一起共事的日子，现在想想都很充实。”马竞驰说。
莫高窟。南都记者 杨苓妍 摄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研究人员采用边沿加固等方法，有效防止了大量壁画的脱落；同时那代敦煌文保人还初步摸索了防沙试验，在窟顶建立气象观测站，对气象环境做出初步评价，为治沙和壁画保护提供依据。
八十年代：要让敦煌学研究归故里
对每一代敦煌文保人来说，守护和研究敦煌的使命从未改变。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段文杰从常书鸿手中接过接力棒，接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又于1984年担任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
马竞驰回忆，段文杰曾多次在员工大会上开诚布公地说，“现在必须要承认这个残酷现实，我们守着莫高窟，但外国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静下心、埋下头来搞研究，咬咬牙、争口气来改变现状，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因此，那代敦煌文保人开始在敦煌文学的整理，归义军史、西北民族历史、丝绸之路历史等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全面发力，奋起直追。
马竞驰回忆：“当时我住的宿舍的门，正好对着段老的后窗户，有次我凌晨4点多起来上厕所，看到段老的房间的煤油灯还亮着，凑近窗户一看，他是在那里翻书呢。我私下和同事提起这事，同事说这不是什么稀罕事，史先生（史苇湘）他们都是，三四点钟房间的窗户就亮了。”
或许正是凭借这种不分昼夜的勤恳，这一代敦煌文保人，用丰硕的学术成果扭转了最初“敦煌者，中国学术伤心史也”的哀叹，让“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回归故里”成为现实。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与同事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学术期刊《敦煌研究》于1983年正式创刊，《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学大辞典》等一批学术成果也集中涌现。
与此同时，一批年轻的敦煌学者在段文杰的力推下走出国门，通过留学、访学的形式，学习外语和国外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和理论。他们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把敦煌学研究放到中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研究。
1987年9月，“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这是敦煌学发源地第一次举办重要学术会议。段文杰曾自豪地说，“过去八十年的敦煌学研究，徘徊在欧亚之间，巴黎、伦敦、东京曾举行多次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许多论文”，“今天我国敦煌学也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八十年前出走的敦煌学已经回归故里”。
马竞驰向南都记者感慨，“这次国际会议并非形式上的研讨，我们是真正拿出了让外国学者都心服口服的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赢得了敦煌学的话语权。”
1985年至1986年，敦煌莫高窟开展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在她和新一代敦煌文保人的努力下，莫高窟在1987年成为中国首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并逐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全球典范。
1998年，“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那年她60岁。樊锦诗任职期间，敦煌研究院形成一整套先进的数字影像拍摄、色彩矫正、数字图片拼图和储存等敦煌壁画数字化保存技术，制定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数字敦煌”项目也让莫高窟“永葆青春”成为可能。
樊锦诗。南都记者 杨苓妍 摄
2014年，倾注樊锦诗十余年心血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落成。南都记者前往莫高窟景区体验发现，直到今天，该中心都是游客参观莫高窟的第一站。
游客们在这里观看数字电影熟悉敦煌的前世今生后，再统一乘车十余公里进入莫高窟窟区参观。这种平衡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新的参观模式，缩短了游客在洞窟的停留时间从而更好保护文物，也以多元的参观体验让人们了解到莫高窟的价值。
新世纪：新技术、新手法和新传承
“好震撼！感觉就在第285窟内，还能用手柄放大了看洞窟的细节，很值得体验！”在莫高窟景区的数字敦煌沉浸展馆内，专程从浙江赶来想一睹敦煌壁画千年流韵的游客，激动地向南都记者分享了通过VR眼镜，身临其境探索石窟细节的感受。
莫高窟第285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确切开凿年代的洞窟，出于预防性保护措施的要求，现已不作为常规开放洞窟。
在新一代敦煌文保人对三维建模技术、VR虚拟现实场景等前沿技术的探索下，游客可通过佩戴VR设备，360度观赏壁画并穿越到1400多年前参与壁画故事情节。游览结束后，游客还可以来到虚拟拍摄区，完成“真人+虚拟场景”视频打卡，将回忆留存纪念。
数字敦煌沉浸展馆内，游客正借助VR设备沉浸式游览莫高窟第285窟虚拟场景。南都记者 杨苓妍 摄
此外，自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以来，敦煌研究院先后实现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节目全球共享，访问用户遍及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新一代敦煌文保人还通过国际合作项目，推动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复原，建立流失在海外敦煌文物数字资源管理和共享平台。
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敦煌研究院的数字化成果支撑了文物保护、考古、美术临摹等多学科领域。
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再到数字化研究保护，一代代敦煌文保人让敦煌壁画、土遗址保护等领域的理念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这些从敦煌走出的技术，已应用在500余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中。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9月27日晚，由敦煌研究院职工自编自演的文艺晚会，在莫高窟“九层楼”前上演。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舞蹈系主任苏瑞璇，前段时间一直忙着协助敦煌榆林窟的工作人员们，编排晚会的歌舞。
为还原来自敦煌壁画中的舞姿，苏瑞璇花费大量时间对壁画舞者的手势、眼神、动作进行研究揣摩，在舞蹈编排中传神地“仿效”壁画舞姿。她曾带着学生，在常书鸿的大女儿、敦煌艺术学者常沙娜的画展上跳过敦煌舞，并获得常沙娜的称赞和指点。
苏瑞璇。南都记者 杨苓妍 摄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通过舞蹈、文创产品等多种形式对敦煌文化产生兴趣，隶属于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的“莫高学堂”，为此策划了一系列的研学课程。
如今，每个敦煌文保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敦煌文化。
旅日近40年的艺术家常嘉煌，为实现父亲常书鸿和被称作“敦煌痴人”的母亲李承仙的遗愿，在西千佛洞以西的党河岩壁上，开凿了新的石窟。
党河石窟（敦煌现代石窟）。南都记者 杨苓妍 摄
他计划把中国和日本远在隋唐时期的一些文化重新绘制成壁画，用新的题材和手法来延续石窟艺术载体，传给千年后代。
走在党河石窟（敦煌现代石窟）明暗交错的石窟甬道内，可以听到旁边党河水哗哗作响。
常嘉煌告诉南都记者，未来，他除了计划将父母留下的文献资料捐献给官方机构，共同进行整理研究并建立纪念馆外，还将和他儿子——建筑师常飞一起，将党河石窟的项目做下去，并将实践放置艺术品时空胶囊等创意构想，把这个时代的精神和艺术留存并传承给下一代。
从百废待兴、抢救文物，到埋首搞研究让敦煌学回归故里，再到科学保护、利用新手法传承敦煌文化艺术，这七十五年，一代代文物保护工作者在大漠深处接力守护千年石窟，让它的独特魅力走向世界、生生不息。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别策划——跨越时空的接力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执行策划：王佳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主笔：南都记者 马辉 张倩寒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杨苓妍 发自甘肃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