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山石窟(高子华︱道头角)

道头,在东南沿海有个约定俗成的指称,就是道路尽头,或为海阻,或为江湖隔断,为舟船靠泊修建的船埠头。埠头的搭建因地制宜,有的是石板石条斜铺入水,有的是木头架构水上。最著名的是宁波利涉道头,被誉为“明州第一道头”,始建于宋徽宗年间,“海丝之路”的重要地标。普陀山短姑道头,因为观音菩萨在此显灵的故事,更是佛光可鉴。

我的老家石浦渔港古镇,有个延昌道头角。在我的记忆中,道头角的海风总是潮潮的、粘粘的,飘散着一股海腥味;码头上,堆着的一篮篮、一筐筐鱼获,刚从海上捕捞上来,闪闪发亮。和万千无名的道头一样,延昌道头角也是无名的。道头角船帆来去,洞穿其斑驳陆离的外延,有我们看到却未必看见的风景。

道头一角,诸虹摄

自清康乾年间展复,石浦开埠复兴,那些来自闽南、台州温州的各色人等,渔夫、商贩、苦力,逃役的军户,避祸的家族,还有以船为家的疍户,追随季风指引的方向,漂洋过海,聚落而成“浙洋重镇”。

延昌环拥的海湾,旧名“苔条湾”,海洋风味十足。道头角位于“苔条湾”北面弯头,当地填海筑路修建的渔港马路北端。北到山东、江苏和上海,南至福建、广东,从最早时的木帆船,再到后来的机帆船,弯埠石浦,多在延昌道头角停靠。

拦海围堤,改变了港湾曲折多姿的自然形态,先是新塘岸,后是渔港马路,岸湾不断拉直拓宽,并岸成陆。上了道头角就是道头街,前行一百多米,是呈丁字型的延昌街,曾是从奉化、宁海和象山县城通往石浦的陆路交通干道。海陆通衢交汇,终成“闽帮渔市”气象。

短短不到两千米的延昌街,从北向南,曾经依次建有奉祭妈祖娘娘的天后宫,三山会馆——因为福州古城有乌山、于山和屏山三山,又以三山指代——就是福州会馆,崇武会馆,泉州会馆,祭奠南宋崖山蹈海幼帝昺的宋王宫,兴化会馆,最南边是供奉鱼师菩萨的鱼师庙。

路面铺就的青石板,采自宁海的伍山石窟。延昌中街高高的拱形防火墙门额,刻着“苞桑永固”,至今可辨。

昔时“苔条湾”南面的湾尾,是突向海面的海岬。海岬礁石之上,建有鱼师庙。石浦渔民的“鱼师菩萨”崇拜,特别是早时候夏汛时“大鱼拜古寺”的壮观景观,奇绝天下。

民国时期石浦名士於斯盛,号韬庐主人,著有《韬庐丛话》一书,对此留下精彩记录:

鱼师庙在三湾之麓,距江水仅数尺,舣舟其旁,可循石级而上。……相传五月五日,每有大鱼结队而来,扬鳍鼓鬣,由铜瓦门乘潮入,向庙点额摇尾而去。

旧时鱼师庙“鱼骨为梁”,庙里屋梁有巨大鱼骨装饰。供奉的鱼师菩萨,是来自渔家的海神。这位有着神力加持的捕鱼师傅,教会渔民行船捕鱼,保佑渔民驱灾避祸。

码头上的格雅酒店,前身为“三省一市”招待所,诸虹摄

农历五月正是“夏汛”。每到这个季节,成群结队的大鱼从铜瓦门乘着涨潮游进石浦港,面朝鱼师庙上下起伏跳跃,恰似朝拜鱼师菩萨。船老大知道,这是一年中鱼货最旺发的时节,除了大黄鱼,还有鲳鱼、墨鱼、鳓鱼等海鲜,大家忙着收拾渔具,准备出洋了。

韬庐主人所记“大鱼”,当地人的叫法不一,“海江猪”“拜江猪”皆有。我七八岁时,有次去外婆家,走在“三湾路廊”半山路上,忽然听到海边一阵喧哗,有人大叫““海江猪”。回头看去,几条黑乎乎的大鱼在港里跳跃翻腾,恍如穿越时空。

“海江猪”究竟是什么鱼,鱼师庙的屋梁是什么鱼骨,老辈人有的说是海豚,有的说是鲸鱼。2018年1月,在鱼师庙旧址古树树根下面,挖出几块硕大白骨。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徐善良鉴定为鲸鱼头骨。

1974年,拆鱼师庙,在原址建造了四层大楼“渔港招待所”,当地人自豪地叫作“三省一市(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和上海市)招待所”。外省协调海洋捕捞的“渔业指挥部”,每逢渔汛在此办公。舟山沈家门、台州温岭、温州洞头等地,也沿街设有渔业指挥部。

石浦渔港位列我国四大中心渔港之一,是重要的补给港,也是著名的避风港。东海渔场一年四汛,每逢鱼汛来临,来自附近省市的渔船,不分昼夜进港交易补给。渔港舟帆云集,渔旗招展;人潮往来,街市熙攘。

到了夜晚,“三省一市招待所”大楼灯火通明,与海港街灯、港里渔火闪烁交相辉映,被称作不夜城“小上海”。

那时渔业统购统销。各地渔业指挥部负责收购本地渔船的鱼货,向其发放盐米、柴油和香烟老酒票证,保障供给。渔民兄弟生病受伤了,负责接上岸医治;街面上打架惹事,要把他们从警察那里领回来。

上世纪70年代末,石浦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渔船避风加油,更是声名大噪。1987年达到高峰,有1000多艘台轮进港避风。那时码头少,台轮大多三三两两靠在一起,停在渔港中央。道头角人划着小舢板,把大米蔬菜和油盐等日用品运上船,绍兴老酒和云南白药是台湾渔民的心头宝。有的小舢板船仓装满淡水,海岛缺水,滴水见亲情。

道头角一年四季热闹喧杂的场面,真实无比地传达了那个时代的海港气息。从鱼师庙到渔业指挥部,渔港小镇的发展轨迹,因循渔事的逻辑缓缓展开,折射出人与海洋复杂关系的多重意义。

闽南人以海为生,每到一地,必定上岸建庙,以求神灵护佑。延昌道头角天后宫,又叫“三山天后宫”,建于清嘉庆九年(1804),与三山会馆在建筑形制上合二为一,浑然一体。这里不仅是妈祖娘娘道场,也是协调渔事的议事场所。

三山会馆匾额,诸虹摄

建筑大师贝聿铭有句名言:“生活就是建筑,建筑是生活的镜子。”“三山天后宫”就是最好的例证。

海洋社会经济形态,迥然有别于传统的农耕社会。在遥远的世代,陆地可以立桩为界,茫茫大海,则难以划分边界。抲鱼人“出入风波岛屿之间”,哪里有渔汛,渔船便往哪里去。渔船捕捞之时,冲撞时有发生,打斗在所难免。

海上族群光有鱼获无法生存,交换和贸易便是生存法则。这种流动交易的商业天性,信誉和约定是基础,贸易纠纷的协商必不可少。

当时的浙江巡抚陈若霖,为“天后宫”正门竖额捐俸,为“三山会馆”题字,可以看作是在清王朝狐疑不决地解除“海禁”过程中,沿海地方官员小心翼翼呼应王朝政策的一种努力,也透露出当年延昌道头角在海路的影响之大。

十几年后,福建闽县举人陈敏丹等呈请浙江官府,明确渔业交易和关税规则,并刊刻成文,在“天后宫”妈祖娘娘面前立碑为证。在道头角,宗教的、世俗的力量共同存在,彼此协力,共同维护传统渔业社会的信仰价值和社会法度。

这种地缘经济的内在逻辑,已经远远超越一般对于传统农耕社会的理解和认知。传统农耕文明的治术,面对一种变动不居的、海洋的世界观,在谨慎尝试着新的应对策略。这传递了中国人“变则通”的哲学境界。“三山天后宫”以一种的独特方式,潜伏在偏海一隅,直观地展现了中国历史的丰富多样。

撰写《韬庐丛话》的於斯盛先生,担任过延昌斐成小学校长。这所小学始建于1911年,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解放后改名延昌小学,校舍就在天后宫。宫前两边各有八开间二层楼房。这些会馆房屋,最早时供往来福建乡亲暂时歇脚,后来分配给了当地百姓。

我在延昌小学读书时,校门口原来会馆的道地里,时常看到大人们在屋檐下洗脸刷牙,天井里淘米洗菜,吵吵闹闹,说说笑笑,市井百态,人间烟火,就像周星驰电影《功夫》里包租婆的房客生活。

1975年,小学四年级。这年深秋时节,学校老师说,渔业大队要打击投机倒把,高年级同学配合参加,和大人们一到,去道头角设卡巡查。抲鱼人将捕捞的鱼获私自卖高价,算是投机倒把,不被允许。

那时候,男孩子喜欢玩“打野战”。大都有把木头手枪,比较嘚瑟的,还用自行车旧钢条绕成手枪,手把顶端有个凹口,可以放火药,一用力,卡在凹口边的钢条挤压火药,会发出“啪啪”声响。

红缨枪也是超爱。有的枪矛涂成银色,有的用银色锡纸包裹。当然,每把枪必定扎着红穗。白马银盔,红缨银矛,正是三国英雄常山赵子龙。

晚上我们精神抖擞,肩扛红缨枪,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学校迈向道头角。走在道头街上,迎面碰到别的班同学,三三两两,垂头丧气往回走。一打招呼,他们说是到了码头,被大人们一顿臭骂,站了一会就回来了。

班主任叶老师已经在道头角,和渔业队大人们聊着天等我们。这时正赶上渔船回港,码头上人头攒动,男男女女正在从船上往埠头搬运鱼获,热火朝天。叶老师把我们带到路边说,“我已经和队里领导讲好了,大家在边上站站就可以了。”

那年有部电影《海霞》,描写我们那个年代的海岛生活,好看得不得了。附近村子露天操场轮着放映,小伙伴们扛着凳子、椅子追着看。里面有个瘸腿坏蛋刘阿泰。瘸腿是个假肢,里面藏着发报机,最后被抓获。在去道头角的路上,大家争论,会不会发现刘阿泰这样的坏人。

深秋的海风,已有凉意。我们守在道头角马路两边,端着红缨枪,睁大眼睛,关注着来往行人的言语举动,想发现些许破绽。过了些时间,叶老师转回来,招呼同学们围过去,宣布:“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晚上海风凉,大家赶快回家吧。”

道头虽小乾坤大。1927年1月,我想应是个冬日初阳的早晨,蔡元培先生和马叙伦先生匆匆踏上停泊在道头角的小船,驶向对岸的东门岛,又从东门岛乘舟南下福州。

倡导“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蔡元培先生,以北京大学校长闻名于世。马叙伦先生后来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首任主席,此时在北洋政府浙江省府任职。蔡元培与马叙伦,既是著书立说的大先生,也是金刚怒目的社会活动家。

他们因为策应正在兴起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事泄,遭到通缉。二位先生从杭州一路避难,逃到了偏居海隅的象山半岛石浦渔港。延昌道头角,无意间成为他们人生的渡口。

蔡元培先生在东门岛留下八个大字:“出其东门,介尔昭明”。石浦东门水道之外,便是浩渺东海;“介尔昭明”,典出《诗经》。短短八字,融地理人文于一体,一派海阔天空的清朗气象。

东门岛上蔡元培先生塑像,诸虹摄

俚语最能直接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比如上海人的“腔调”,杭州人的“62”。最能体现延昌道头角地域特质的俚语,便是“阿爹”。

“阿爹”这个形象的俚语,迅速击败了“我”“阿拉”这些传统的第一人称,进入当地的日常语言场景。

对于“阿爹”这个称呼的来历,一位当地朋友做过有趣的考证:一是说明代戚家军抗倭时期,来自北方的将士留下的口音“俺的”,谐音为“阿爹”;二是意同“老子”,海岛男人讨海为生,体现了特有的豪迈气派和勇敢个性。传说很多,无一定论。

“阿爹”他们是陈家大哥,林家阿弟;是熟悉的街坊邻居,也是陌生的江湖好汉。他们行船万里海疆,营商各路码头。突然暴富,骤然败落。他们的故事,是酒桌上不败的谈资,也是“青葱”少年心中的向往。

道头角的姐妹威风不让须眉。她们和男人一样,自称“阿爹”,身壮臂圆,喝酒用碗,抡起手臂划拳,嗓门、气势不输男人。饭店里动起手,也会挥拳相助,拳脚相加。有段时间流行穿厚底塑料红拖鞋,渔港马路上,和她们喧闹声相伴的,是红拖鞋的踢嗒踢嗒声。海岛女人,活出生动活泼的自己。

工作不久发小相聚,座中有人时被奚落。原来前段时间他们去宁波,因被当地泼皮称作“憨大”激怒,拳脚相向不敌,落荒而退。已回酒店的姐妹听闻不服,拉着他们再次出战,终于得胜而归。这几位最初铩羽而归的“阿爹”,被周围的朋友嘲笑了有段日子。

驾船驰骋大海,是渔港少年心中的梦。有年大学放暑假,一天正是平潮时节,蓝天白云,海风吹拂。我们七八个同学,上了发小阿华停在道头角的渔船。渔港少年,乘风破浪,向着自己的海而去。

渔船驰出铜瓦门,穿过淡水门水道,到了铺满金黄色沙子的大沙头,现在叫做皇城沙滩。阿华关了发动机,渔船漂浮在沙头的海面上。

海平如洗,一望无际。在船上闲聊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水上飞的武侠形象,于是突发奇想说:“我们到船尾拉住揽绳下海,船再慢慢开起来,人借着船力漂浮在海平面,怎么样?”

我第一个拉住缆绳,脚抵船尾下海。其他同学一个接一个,握住缆绳往下攀。一切都在想象之外。原先,我和同学们两手拽住影索,面朝蓝天,半身入海。但是船一开动,随着船浆旋转,船尾海水360度翻腾,我们不是水上飞,而是随着海浪翻滚,海水直呛口鼻。

在海水的推力下,上面同学拉不住缰绳,两腿不由自主伸向下面同学的头和肩。我拼尽全力,双手攥住绳尾的绳结,最后实在支撑不住脱手,身子猛地一下子沉入海中。接着,拉着绳索的同学,一个个也都沉入大海,不见人影。

我们那个时候,码头少年哪个没有好水性。在海水里我睁开眼睛,屏住呼吸,提醒自己“屏住气,不要乱划”。果然,一口气的功夫,浮出海面。同学们一个个也从海水中冒出了头。

阿华已经把船停下,船上的同学站在船边,大声招呼我们游过去。经过一番水中折腾,大家游到船边,精疲力尽,已经无力爬上船。

船上同学拉住我们的手臂,拽我们上船。我们横七竖八躺在甲板,就像刚刚捕捞出海的鱼。渔船长年浸泡在海,船帮长着牡蛎等各种贝壳。我们的皮肤划出一道道血痕,被海水浸泡,这时才觉得疼痛难忍。

八十年代的海边少年,质朴、懵懂、无畏,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好奇。就像勇敢的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迎着海风“高傲地飞翔”。

山海辽阔,星汉灿烂,隐藏着祖先的来路。渔港小镇的命运,与海洋息息相关。道头角粗糙纷繁的表相,蕴含着独有的大海意象和情感,热烈自由不羁,就像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

海风依旧,风景已殊。夏天放学,现在的孩子不会三五成群,把书包丢在码头,跑到海边玩耍;讲的是普通话,不要说俚语,就是石浦方言也不一定说得好。

这些年,随着城市生长,新建码头越来越多,跨海大桥不断延伸,道头角失去了往日荣光。当年码头上的故事和荣耀,早已随风消散,淹没在渔港马路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道头转角的网红面店,诸虹摄

在道头角老街,有时会有三三两两的老人,吹着海风,枯坐街边。或许他们当中,就有当年威震码头、自称“阿爹”的大哥大姐。倒是道头转角一家没有名字的浇头面店,口口相传,近年来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店,常有外地游客慕名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