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法处”旧址 今西安消防队
西安的“西华门”这条街，鲜为人知的是从清末民初到1926年围城前，再到西安解放这一段，一直是审讯杀人或枪毙人的地方，俗话说“在西华门推平头”。
这全都因为“西华门”街的路北的北院，在辛亥革命后成为了督都府，张凤翙任首任督都时，在督府东边即西华门西口设立了“军法处”，以后虽然换了几任督军，这里仍一直都是 “军法处”。
西华门“军法处”这个地方当年有一个不甚宽大的砖砌旧式大门，看起来既不阔气也不威风，但其里面却有若干平房是监狱和审讯杀人的地方。“军法处” 之所以设在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西华门什字位处西安城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1926年11月29日西安城解围后，于右任担任总司令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仍在这里设了“军法处”。
杨虎城
1926年“二虎守长安”期间，杨虎城在西华门“军法处”公开枪决了要向刘镇华献城的投降派褚小毖。
外面十万敌军围定，正是人心惶惶的时候，城内“和平期成会”（一些士绅政客组织起来的投降献城派）分子依然继续以南院门省议会和大湘子庙通志馆为据点大肆活动，制造投降舆论，传播流言，蛊惑人心。其中有个褚小毖，曾在刘镇华当政时任洛川县长，后又充任省议员，对刘颇有知遇之情，此时便暗中给刘写效忠信，信被城门守兵当场查获，褚却并不知道。还十分嚣张，“自告奋勇”去劝说杨虎城放下武器接受谈判。杨虎城一听，勃然大怒，指着褚就骂，“我原以为你是来提供守城妙计的，哪知你利令智昏，为虎作伥，丢尽我们陕西人的脸。”遂果断以“暗通嵩匪，图谋不轨，扰惑军心”的罪名在西华门将褚公开枪决。城内主和分子噤若寒蝉，“和平期成会”也烟消云散，一时间无人再敢议献城降刘问题。
辛亥革命先驱，中国同盟会会员，陕西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马正卿先生，民国五年（1916）11月因从事天足会活动，被公推为天足会会长。为宣传放足和剪辫，他去长安县为一绅士女儿放了足，激怒了这位封建透顶的绅士而被告官，马先生被捕押入西华门狱中。和政治犯杨明轩同囚一牢。并与杨明轩铁窗结友，深受杨明轩思想影响。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马正卿是西安回民中的文化人，他早在1919年就创办回民图书馆，抗战时曾改名陕西回民抗日救国图书馆，曾掩护过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和进步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图书馆改为西安市大众阅览室，由西安市文化局主管，当年在西安很有影响。
马正卿先生的回民图书馆也曾住过一位中共早期陕西工运领导人吕永福，吕当年以糊顶棚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35年吕永福被捕后，也被关在西华门监狱。后经马正聊、马宗祺、周七、刘汉基，马廷章等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具保才被释放出来。不久吕永福被护送回陕北，还参加了红军东征，牺牲在山西石楼县。
1927年“军法处”改名为“军事裁判处”，1930年又恢复“军法处”原名，又称“司法科”。
1927年“四一二”之后，特别是“七一五”，冯玉祥与蒋介石在郑州开会，冯附蒋背叛革命之后，一度的红色西安又转入黑暗时期，反动势力极为猖狂。1927年冬至1928年6月，驻莲寿坊8号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即遭敌人破坏，王德安、方鉴昭（钊）、徐九龄、任礼、李嘉谟、校明济和从渭南抓来的王文宗、冀月亭、李维俊等9人，均被逮捕，押在西华门军事裁判处。后来被活埋于北关外。全省大逮捕时“西安军事裁判处”（原军法处）几乎人满之患，仅乾县一地被逮捕押解到该处的就有30多人。
李子洲
冯玉祥的部下宋哲元任省政府主席时，继续积极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发动进攻，千方百计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镇压群众运动，陕西党的地下组织常遭到破坏。1929年1月底，因为判徒的出卖，中共陕西省委机关遭到了一次大破坏，党、团省委负责人差不多全被宋哲元派兵逮捕，被押入宋哲元设在“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看守所内。被捕的地下党省委有李子洲、刘继曾、曹志仁、徐梦周、蒲克敏等，团省委有李畅英（大章）、程士诚、马云藩和刘映胜等。其中的李子洲1927年2月任中山学院副院长兼总务长、中共陕甘区委委员，7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9月兼任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曾参与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1928年2月代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因长期患病，又遭敌方迫害和摧残，1929年6月18日于西华门军事裁判处狱中逝世。为纪念这位革命先烈，1944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从绥德、米脂、子长等县划出部分地区设县，命名子洲县。
我的朋友，陕西省图书馆副研究员梁经旭告诉我：他的父亲梁午峰先生，1927年大革命时，受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部教育厅组织科长。因被人告密参与渭华暴动，其后被宋哲元以共产党密谋暴动罪，和教育厅厅长杨明轩同时逮捕，关在西华门军事监狱，地址大概在现陕西省中医研究院街对面。后能被放出来，是由民国初年陕西教育厅厅长张西轩等联名给冯玉祥打电报才保释出狱的。
梁午峰
梁午峰先生1949年7月为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图书馆的首任馆长。梁老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1年后，曾历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
1930年初杨虎城任陕西主席时，这里仍然是“西安绥靖公署”的“军法处”，关押犯人。田克恭先生在《西安老街巷》一书中说：我的同班同学吕剑人和曹受祉二同志就在此处被关押过。
1927年加入中共，曾参加渭华起义的闵继骞，1930年1月，调中共陕西省委任秘书。6月的一天，他去王超北处转移省委文件时被逮捕，押在西华门军事裁判处。敌人严刑审讯，他坚不吐实，表现了共产党人坚强的革命意志。11月，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释放政治犯。闵继骞与潘自力、刘继曾、杜松寿等人才得出狱。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时，时任胡宗南的中央党校第七分校驻西安办事处少将主任闵继骞，经中共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西安市最后一位市长，兼西安民众自卫总队总队长的王友直协商，被推选为西安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率2000多人起义。为保护西安立下大功。此前一日，即1949年5月19日黎明，全队在北大街体育场（人民剧院处）集合，闵继骞副总队长下令，分配接管西安城防，按东南西北八个城门交各中队去接管防卫，欢迎解放军进城。很快接管了西安八个城门、钟楼、鼓楼等重地，并组织多辆卡车满载武装，巡逻大街小巷，保持西安正常秩序。使敌人留下特务企图炸毁西安电厂、火车站等重要建筑设施的阴谋未能实现，保护了人民财产，保护了西安古城。由于布置严密，配合密切，三十余名特务终于丢下炸药，仓皇逃走。
潘自力当年被捕，也被关押西华门的军法处。那是1928年10月15日参加党的秘密会议，会议地点被叛徒告密，潘自力和杜松寿等五名地下党员被捕。五名同志都被戴上了手铐脚镣。在狱中，潘自力和杜松寿提醒同志们一定要保守党的机密，不能叛变。在敌人的酷刑面前，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他们严守党的机密，没有一个人变节投敌。
潘自力
潘自力（1904－1972），陕西省华县枣园村（在今高塘镇）人，原名潘自励，又名潘鼎九。1925年10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1月，任陕西省委书记。并参加了渭华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潘自力任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和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1949年7月，任十九兵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2年，他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55年1月潘自力转到外交战线上工作，成为一名外交家，先后担任过我国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杜松寿
杜松寿（1906－1991），陕西华县人。1926年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陕后，就在家乡华县搞农民运动。30年代初他学习世界语，北京师范大学求学。1934－1935年任西安《新秦日报》副刊主编。1935－1937年在上海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1950－1951年任西北出版局审查室主编，1951－1952年任西北人民出版社总编。1952年11月调至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先后任《中国语文》《文字改革》杂志副主编，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处处长、研究员，《文字改革》杂志副总编，并被聘为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顾问。
同潘自力、杜松寿、闵继骞一起被杨虎城释放的还有刘继曾。1929年2月初，团省委书记马云藩被捕叛变，供出陕西省委机关住址。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的刘继曾和省委负责组织工作的李子洲获悉后，迅速将党的文件埋入地下，但人尚未及转移，即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在狱中，刘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团结难友，同敌人进行斗争。
刘继曾（1895－1975）原名刘贯之。四川金堂人。1920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1922年参加声援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斗争， 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遭当局通缉，团中央派其赴苏联学习。1925年9月抵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受共产国际委派，随苏联军事顾问团回国，后随国民军联军入陕作战。西安城解围后，刘除做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翻译工作外，还负责顾问团与中共地方组织的联系，并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讲授政治理论课和军事知识课。1927年9月26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刘被选为省委常委，任秘书主任。渭华起义时，根据省委决定成立以许权中旅为基干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刘任政委，代表中共陕西省委把军旗授给起义部队。6月，陕东特委决定建立渭华地区苏维埃政府，拟定刘继曾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由于起义失败，计划未能实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刘继曾在西安筹备成立中苏友好协会，任副秘书长。1952年调兰州西北民族学院，1958年调任宁夏师范学院副院长，1962年任中共宁夏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副校长，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
包森
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被叶剑英评价为“中国的夏伯阳”。是位鲜为人知的抗日名将，是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原形。我们这一代人谁不知道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李向阳呀！更想不到的是英雄包森，还是从我们西安高中走出去的。包森在西安高中上学时的1932年8月1日，中共地下组织发动西安各校学生举行纪念南昌起义大会，会场突然被反动军警包围。包森等32名骨干遭到逮捕，也被关押在西华门军法处。少数没经过锻炼的学生恐惧、啼哭。包森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应该把这些难友团结起来，他主动给大家讲故事、说笑话，他的这种乐观态度感染了同狱战友，精神为之振作，甚至感动了一名狱卒，也悄悄来到包森身边听讲故事，包森借此机会给这位狱卒讲解抗日和革命道理。月余后，包森被营救出狱，这位狱卒通过包森的介绍，到渭北参加了红军。
王泰吉
牺牲在西华门军法处的还有早期革命党人王泰吉。
王泰吉（1906－1934），陕西临潼人。1924年广州黄埔军校第１期学员，1926年转入陕军甄寿珊部教导团任营长，从事兵运工作。1938年春率全营在陕西麟游县起义，转战陕甘边途中失败。但他毫不气馁。同年５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起义再次失败后，只身到河南南召县，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不久被捕，被押往南京。但这些并未动摇他的革命信念，他在狱中写诗抒怀：“南京被押己巳年，蚤虱围攻何足怜。翻身消灭尔丑类，革命精神炼愈坚。”他1930年经杨虎城保释出狱，在杨部任参谋、补充旅副旅长。1931年后任西安“绥靖”公署新兵训练处长、骑兵团团长等职。1933年７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率骑兵团2000余人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任总司令。后在三原以北战斗失利，率余部撤往照金，与习仲勋、李妙斋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８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智取张洪镇，夜袭合水城，在毛家沟门的战斗中以少胜多，使部队转危为安。11月任红26军第42师师长，率部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1934年旧历正月中旬，王泰吉主动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途经陕西淳化通润镇时被捕。王泰吉被关押期间，同情革命的杨虎城部队里的许多旧友曾多次设法营救他，均未成功。王泰吉虽经利诱威逼，严刑拷问，但他坚贞不屈,1934年3月4日被秘密杀害于西安西华门“绥靖”公署军法处的大院内，年仅28岁。1951年，党和人民政府在西安革命公园专门为王泰吉烈士修建了纪念亭和纪念塔，供后人瞻仰和纪念。
解放前， “军法处”这个地方先后设过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和保安司令部执法处(附设有押犯人的“看守所”)，这些反革命机构有逮捕人、处决人之权。抗日战争期间，祝绍周任省主席时，以禁大烟名义经常用“拉拉车”（无篷的胶轮马车)装一整车所谓“烟犯”拉出去枪毙，解放前著名的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就是反动派以“烟犯”罪名拉出去游街示众后在玉祥门外枪毙的。”
杜斌丞
杜斌丞为杰出爱国民主人士，30年代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是西北地区最早接受共产党政治主张的人。董必武写诗悼念杜斌丞：“秋风惨淡长安市，万户伤心泪暗垂。”1948年10月7日陕甘宁边区延安各界举行杜先生殉难一周年大会。毛泽东为他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谢觉哉挽词挽：“碧血丹心光史册。”杜斌丞家当时住北大街王家巷36号，修莲湖路时把此巷拆除了。
被监押在西安西华门军法处看守所的革命烈士，还有1909年出生于陕西省耀县刘家河村的刘林圃。1928年，刘林圃被选派到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刘林圃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军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32年刘林圃以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身份，与习仲勋一起组织了“两当兵变”，起义后队伍改名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刘林圃任政委。1932年秋，刘林圃在西安北大街民众教育馆设立的阅报栏处看当天的报纸，却不料被曾参加过“两当兵变”的已叛变的原一连一排一班长马腾云等发现，将刘林圃扭送走，随即转押到军法处，刘林圃虽经酷刑折磨，仍坚强不屈的向敌人表示：“就是油煎火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在狱中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诬蔑，勉励同狱战友坚持斗争。3天后英勇就义，时年仅23周岁。刘志丹为其写了挽联：“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
“两当兵变”旧址
当时刘林圃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冠以“山东匪首张庆云”名义，押赴西安市习武园杀害。在经西安市北大街、西大街途中，刘林圃同志向大街两旁群众高呼声明自己不是“山东土匪，也不叫张庆云，自己乃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陕西耀县人，名叫刘林圃。”把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血腥罪恶昭然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还有烈士李培林（1915-1947），咸阳市渭城区北杜乡齐村人，又名李农、号乡木农。1934年就读于西安二中，参加中国抗日救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在西安高等师范学校、抗日军政大学游击干部训练队（班）学习。1938年9月抗大毕业后，先后在渭南、咸阳、长安等地从事教学及抗日宣传活动。1947年2月被捕，送押西安太阳庙门“特拘所”。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后被转到保安司令部西华门监狱，1947年农历五月初二与李云轩、郭振海、何俊、贺继祖等共计五人被枪杀于西安玉祥门外，史称“咸阳五烈士”。这五位烈士基本都在保安司令部西华门监狱关押过。
就在西华门这个杀人魔窟中，早期中共党员李子洲、王泰吉、杜斌臣、刘林圃等就被关押在这里，到最后牺牲。当然，在这里被关押过的革命志士不计其数，多数并未记载。
解放后，这里先是市公安三处，后是公安五处，再后是西安市交警大队、消防支队所在地。西华门东北处的消防支队，实际上民国时就是国民党的警察局消防队。我写《西情处与青年路》一文中写到：设在省保安司令部即西安“止园”中共秘密电台撤离时，就又把电台又秘密架设在西华门东北处的西安市国民党警察局消防队里。所以有时候，我也想着建议有关部门，这里是否可以建一个革命烈士纪念碑，或者辟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呢？不是说不忘初心，“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