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28日，台北举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葬礼，台北第一殡仪馆外人头涌动。葬礼原本计划是三天结束的，但由于前来吊唁的人数实在太多，竟持续了整整三个星期。
为逝者送行的人前前后后加起来有20多万，除了逝者的亲朋好友，还有不少国民党的大人物，民进党的陈水扁也到了。
盛放遗体的棺材是从美国定制的水晶铜棺，棺盖透明，棺内铺着一张天鹅绒睡床，为的是让逝者躺的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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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口棺材由于密封性好，可保遗体数十年不腐。最令人咋舌的是，负责抬棺的竟然是国民党现役军人。
这种级别的葬礼不亚于「国葬」了，但棺中躺着的人却不是什么高官政要，要是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歌手邓丽君。
有人说，只要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邓丽君的歌声，不管是在内地、台湾、香港、东南亚，甚至是全球。
这话的确毫不夸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丽君凭借甜美清新的形象，搭配婉约动人的歌声，像一股旋风般，掀起了一阵音乐狂热。
即使在大陆，她的歌曲曾一度被视为「靡靡之音」而被禁播，但仍然阻挡不了无数人偷偷听、偷偷喜欢。
然而1995年5月8日，这位天后却突然在泰国清迈意外离世，年仅42岁，更是从此留下了诸多谜团。
不仅她的死因饱受猜疑，死后甚至又传出了间谍疑云、假死疑云。
邓丽君去世多年后，她的逝世地泰国竟然惊现和她容貌、歌声都十分相似的转世者朗嘎拉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代天后邓丽君的故事。
1995年5月5日，位于泰国清迈的邓丽君，给母亲打了一通电话。
她知道母亲一直担心自己的老毛病哮喘，所以特意在电话中表示，自己虽然在泰国有过气喘的问题，但健康并无大碍，请母亲放心。
然而三天后的5月8日下午4点左右，邓丽君还是突然哮喘发作了。那时她的男友法国人保罗正在外采买食材，只有邓丽君孤身一人在酒店房间内。
她挣扎着自己去拿药瓶，可药瓶却空了。慌乱中，邓丽君推门出来求救，结果倒在了房门外10米左右的走廊中。
幸运的是，此时正好有一个女孩经过，听到邓丽君喊着「妈妈，妈妈」，于是赶紧联系饭店服务员，合力将已经面无血色的邓丽君送上了救护车。
可此时接近下班时间，车子在路上堵了长达20分钟，途中，邓丽君一度发出微弱的呼喊声，此后就渐渐停止了呼吸。
救护人员给她做了45分钟的心肺复苏，但仍没能救回她的性命。最终，邓丽君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30分被宣告不治，享年42岁。
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几乎震动了整个亚洲。根据警方对外公布的死因，邓丽君是因长期感冒引起支气管哮喘发作，进而又引发心脏病而过世的。
但仍有大批不可置信的歌迷们，对此说法并不买单，甚至觉得邓丽君突然的逝世疑点重重。
有媒体报道称，邓丽君的遗体从左边颈部到额头有明显的红色痕迹，疑似是勒痕或者巴掌印，这意味着她可能不是在正常状态下突发哮喘的，而是生前与人发生过争执。
最大的嫌疑人自然就是她当时的男友史蒂芬·保罗了。保罗比邓丽君小14岁，是一名法国摄影师，从小居住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省，搞音乐出身，还会作曲。
1990年，保罗和邓丽君在工作中相识，他为邓丽君拍摄了许多照片，邓丽君对保罗说，凡是准备公开发表的照片，必须经她过目。
这就给保罗提供了接近邓丽君的机会，他把照片分七八次拿给邓丽君看，每一次邓丽君都请他吃饭。
加上那时邓丽君正在学习法语、也在努力适应巴黎的生活，保罗就带着她四处闲逛，一来二去两人就产生了感情。
此后邓丽君的生活逐渐稳定，开始减少各类商业演出，相当于在法国过起了隐居的日子。
外界曾经一直以为保罗和邓丽君感情甜蜜。然而2002年8月，资深媒体人寇维勇的爆料，却完全颠覆了公众对这段关系的看法。
据寇维勇说，自己当年被台北《联合报》派驻到泰国曼谷，为旗下的《世界日报》工作时，曾经亲自前往泰国清迈，采访邓丽君死亡事件，他觉得保罗似乎并不爱邓丽君，甚至与她的死亡脱不了关系。
刚才我们提到，邓丽君发病时，保罗外出采买食材了。
通过饭店经理人，寇维勇了解到，保罗回来后，经理就告知了他，邓丽君已经被送去了医院，但保罗听完后，竟然只是回房间倒头大睡，连酒店经理都很诧异，怒斥道「这男人竟然不负责任到如此地步。」
寇维勇带着相机去采访保罗本人时，看见保罗一点也不哀伤，甚至还在抖腿，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气得寇维勇拍不下去，直接想用相机砸他。
寇维勇猜测，邓丽君生前曾和保罗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因为情绪激动，这才导致哮喘病发的，邓丽君左脸的红色印记可能就是保罗留下的巴掌印。
除了与男友争吵引起哮喘的说法以外，还有一种猜测是，邓丽君当时年近中年，长期为了保持体态轻盈而刻意减肥，平常只吃水果餐或喝果汁，很有可能已经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所以才会容易生病气喘。
另外，还有一位自称近距离接触过邓丽君遗体的人说，邓丽君左耳下方有密密麻麻的针孔，身上还有淤青，怀疑她曾注射药品。
但也有专家指出，这是因为邓丽君死后的遗体需要保存，所以注射了一定量的福尔马林。
2013年1月29日，在邓丽君诞辰60周年的日子，又有一组所谓的「邓丽君绝密遗体照片」遭到曝光，照片确实显示她的左脸有红色的痕迹。
由于审核问题，照片就不给大家放了，有兴趣的朋友还请自行搜索。爆料网友称，这组照片是邓丽君去世时泰国警方拍摄的，这再度掀起了人们对于邓丽君死因的讨论。
这么多年来，猜测之所以没有停止过，归根结底是因为当初没有通过尸检确认死因造成的。
清迈兰姆医院的病例显示，男友保罗在当时曾经写下了「要求保持遗体完整」的字迹，因此急救邓丽君的泰国医生，只好就过往病情来判断，她应该是死于气喘病发。
然而这离奇的死亡，并不是邓丽君传奇人生的结束。在她死后不到一个月，「邓丽君是国民党谍报人员」的传闻，又被传得沸沸扬扬，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95年6月中旬，在邓丽君离世一个月后，台湾大众杂志《独家报道》6月刊，突然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核心意思是「邓丽君是国民党的谍报人员」。
《独家报道》称，他们的记者采访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退役少将谷正文先生。
谷正文有台湾「活阎王」之称，曾深受蒋介石器重，还参与策划过暗杀周恩来未果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连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都评价谷正文说「此人比我还狠！」
在《独家报道》的那篇文章中，谷正文出面作证说：邓丽君是国民党安全局第三处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由当时的三处吴处长负责单线联系，国民党军事情报统计局，也会配合协同工作。
根据谷正文的叙述，邓丽君成为间谍的过程是这样的：1968年夏天，邓丽君收到了来自新加坡的演出邀请书，要她去参加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的演出。
为此，年仅15岁的邓丽君向台湾当局的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因为当时邓丽君还没成年，所以邓丽君的母亲赵素桂也一同提出了出境申请。
那段时间，台湾处于军事管制戒严时期，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要受到台湾安全局的严格审查。
审查中，有一个重要的项目，那就是要看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他现有的条件，为当局的情报工作效力。
邓丽君的父亲邓枢，是河北省大名县人，也是因第二次国共战争而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的国军军官，母亲赵素桂则是山东省东平县人，还有亲戚生活在大陆。
邓丽君当时虽然只有15岁，但已小有名气，再加上家庭背景有些特殊，自然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当时的安全局第三处的吴处长，亲自拿着邓丽君的个人档案和厚厚的审查资料，来到了「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要求国民党军方协助审查工作，而谷正文正是负责此方面工作的审查官。
根据谷正文的回忆，自从1949年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情报系统以来，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被收编进了国民党情报组织。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得到出入境许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这个交换条件，邓丽君也是属于这一类。
除此之外，台湾歌星白嘉莉，也是为了出境演出，不得不充当国民党政府的情报人员，利用各类艺术表演的机会，奔走在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之间，为国民党传递情报。
直到白嘉莉结婚后，才解除了她情报人员的身份。
当然，像是邓丽君或者白嘉莉这样被吸收进来的情报人员，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情报工作，只要利用他们现有的条件，在适当的时机为当局效劳而就够了。
此后，日本记者宇畸真及自由作家渡边，也认可了这种说法。在对邓丽君的生平进行为期4个月的采访和调查后，他们在《邓丽君的真实》一书中写道：
「关于邓丽君是间谍一事，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她所能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即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邓丽君走上了这条道路...冷酷的国际政治硬将邓丽君推上了政治舞台。」
不过对此，邓丽君的家属们，倒是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
邓丽君的哥哥邓长富针对《独家报道》的这篇文章，代表邓家向新闻界发表了声明，说：「这篇文章是在没有对我们家属进行任何采访的基础上编写的，是对邓丽君本人的侮辱，作为同是记者的我本人，为它感到羞耻。」
然而谷正文却对邓家人的否定不以为意，他表示：
「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现在已经年迈体弱了，在余下来的时间里，我并无什么其它所求，我只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说一些事实而已。如果邓丽君的家属们或者其他什么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的话，那么就请到法院去告我好了。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局还保留着邓丽君的全部档案。到时候请法院去查阅一下，就完全可以知道是谁在胡说八道了。」
但是日本作家有田芳生2006年时出版了一本书，题为《邓丽君第十年的真相》，书中有一段有田芳生采访谷正文的文字记录，谷正文对有田芳生说「我没有见过邓丽君，也没有见过邓丽君是间谍的文件。如果杂志上的文章真的这样写，那么一定是他们乱写的。」
谷正文晚年一直深居简出、从不轻易露面，我在网上也没有找到任何谷正文针对此事发表评论的音频或者视频，所以这些文字报道的真假，我想就只有报道者本人知道了。
另外，「邓丽君系特情人员」一说之所以能让很多人都相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开头我们提到的那场政治色彩浓重的葬礼。
当天，宋楚瑜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登辉为邓丽君特颁「艺苑扬芬」挽额，并追赠了邓丽君国民党最高荣誉--- 华夏一等奖章。
国民党政要连战、吴伯雄、郝伯村、王金平以及民进党大佬陈水扁等人都悉数到场，甚至为邓丽君抬棺的，都是十几位台湾现役军人。
据传这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共耗费新台币100万元，朋友们，那可是90年代的100万啊。而出资者并不是邓家，而是有着军方背景的中华电视台。
这一切似乎都在明示着：邓丽君和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分不开的关系。
邓丽君的父亲邓枢，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在中央军32师任国民党陆军中尉，1953年升为上尉。
邓丽君在童年显现出歌唱天分之后，就因为父亲的缘故，随着劳军乐团「九三康乐队」前往各地劳军演出。
成名后，邓丽君依然热衷于劳军以及其他慈善公演，并有了「义演皇后」的外号。即使到了1991年，邓丽君已经淡出乐坛4年，她仍然会自费返台赴金门劳军。
除此之外，邓丽君的政治立场也很鲜明。她一生都想要回祖籍河北看看，但由于拥护「三民主义」，直到去世，都没能来到大陆表演。
不过不管怎么说，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邓丽君确实在当时为国民党提供了什么情报，所以她特情人员的身份终究也只能停留在猜测阶段罢了。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邓丽君作为一代歌后，她的歌声的确飘越了两岸，也甜美了两岸，并且真真实实地温暖过无数人的心灵。
邓丽君，本名邓丽筠，1953年1月29日出生在台湾云林县，在家中排行第四，有三兄一弟。邓丽君满月之后，父亲请部队中颇有学问的军官，为她取名丽筠，意为「美丽的竹子」。
虽然作为竹子的意思时，「筠」字应该念「yun（二声）」，但家人和邻居都念「均」，时间长了，就变成了「邓丽君」。
邓丽君小时候生活在眷村。所谓「眷村」，指的是部队驻防区附近，为军人家属和退伍军人们专门兴建的住宅区。
由于军人可能来自不同地区，眷村里常常会传出各地的方言和民谣小调。邓丽君妈妈就非常爱听黄梅戏、评戏等地方戏曲，在做家务时，常常会开着收音机。
邓丽君小小年纪就受到了音乐的熏陶，也很快展现出了她独特的天赋。只要是听过两遍的歌，她就能跟着唱，妈妈注意到后，就让邓丽君每晚唱歌给大家听，小邓丽君也很享受这种表演。
小学阶段，邓丽君开始参与校内游艺会演出，课余时间，又去驻扎于学校附近的空军九三康乐队里，跟着胡琴乐师学习。
除了满足唱歌的兴趣爱好，跟着空军乐队去劳军表演，每次还能有微薄的收入，这对于邓丽君来说是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不过由于分心歌唱，邓丽君没能考入心中理想的公立中学，最后转去读了私立金陵女中。
1964年，年仅11岁的邓丽君参加中华广播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唱比赛，以一曲「访英台」成功夺冠。第二年，又靠着一首「采红菱」在金马奖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中夺冠，从此年少成名。
在参加各类演出时，邓丽君的歌艺又被「国之宾」歌厅的老板赏识，邀请她在歌厅里驻唱。1968年，邓丽君彻底放弃了学业，从台湾金陵女中辍学，随后正式在台北各大歌厅里登台表演。
那段时间，台湾工商业蓬勃发展，各类歌厅和夜总会大量开张。
邓丽君很快就靠着清纯可爱的形象和甜美的歌声，成为了歌厅、餐厅争相邀请演出的歌手，最多的时候，母亲一天要带着她跑六个场子。那时邓家每月的开支是两千台币，而邓丽君一个月就能挣到六千。
1969年，邓丽君参演了电视剧《晶晶》，第二年又主演电影《谢谢总经理》，正式成为「歌、影、视」三栖艺人。
8月，邓丽君走出了台湾，随着凯声综合艺术团去香港演出。那时候团员都是第一次到香港，几乎都不会讲广东话，可是邓丽君去了不到一个月，就可以用广东话流畅交谈了，足以看出她的聪颖和天赋。
1971年，年仅18岁的邓丽君就用自己的收入，在台北北投买了一栋别墅，把全家人都安顿在了别墅里，算是对家人的照顾和回报。
而她自己则选择了出国，频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三地巡回演出，并在此时邂逅了自己的初恋情人——马来西亚造纸大亨林振发。
当时，邓丽君受邀为马来西亚五月花大酒店做开幕周献唱，可奇怪的是，她发现连续三天前三排的观众，竟然都是同一批人。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吉隆坡大东亚造纸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振发特别喜欢她，所以特地花钱包了前三排，邀请亲朋好友天天来听歌，邓丽君唱了45天，他就整整包了45天。
林振发比邓丽君年长5岁，是个业余骑师。他常常邀请邓丽君骑马、打球，也陪她去吃福建面、怡宝河粉和鸡脚，二人感情逐渐升温，甚至走到了快要谈婚论嫁的阶段。
不过此时，邓丽君由于事业的原因，需要前往日本发展。
1973年，邓丽君签约了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正式进军日本乐坛。邓丽君很倔，她不想用妥协的方式融入日本音乐圈，而是执意要用自己的音乐实力，在做自己的前提下做出成绩。
她刻意不取日文艺名，只用英文名，还常常穿着旗袍表演。每周她只休息一天，其余六天全部交给了公司，一有空就恶补日语。
很快，邓丽君的努力就有了回报。1974年7月，她推出的唱片《空港》火速风靡日本，不仅唱片发行突破了70万张大关，还一举拿下了日本歌坛最高荣誉奖---年度红白歌唱大赛冠军奖。
第二年，邓丽君又获得了「第十八届唱片大赏」和「新宿歌谣祭」的新人奖。在日本接受专业训练之后，邓丽君的唱功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声音轻柔但不虚，而且咬字清楚、呼吸均匀。
更重要的是，此时她的台风已经能做到收放自如，可以完美地驾驭专场演唱会了。1976年3月，她在香港举办首次个人演唱会，7月又办第二场，1978年又办第三场，可谓场场爆满、人气非凡。
然而事业起飞了，邓丽君的爱情却突然消亡了。
1978年的某天晚上，邓丽君收到一封紧急电报，上面写着一行字：林振发心脏病发、情况危急，邓丽君赶紧飞去马来西亚，结果刚上飞机，翻开当天的报纸，竟然就看到了林振发已经猝死的讯息。
邓丽君的情绪一落千丈，可更大的危机还在后头。紧接着发生的「假护照风波」，又让邓丽君的事业也跟着一落千丈了。
1979年2月18日这一天，整个日本的角角落落凡是能买得到报纸的地方，都能看到这样一条触目惊心的新闻：
邓丽君因违反《出入国管理令》，被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拘留，要求她配合事务所人员进行整个事件的背景调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月13日下午4点10分，邓丽君独自一人从香港搭乘「中华航空」CI828航班飞抵台北机场，打算接着转机飞去日本录音。
抵达台北机场后，邓丽君随即向华航转机柜台接洽，要求搭乘当天下午4点45分的班机飞往日本东京。
但很不巧，邓丽君事前没有订票，而「华航」当天飞东京的班机，班班客满，无法临时安排座位。
因为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早已为邓丽君排定了录音和演唱会的行程，邓丽君急着赴日，她满脸焦急地拜托机场人员通融。
一位华航工作人员给了她2个建议她：一是过境台北住一夜，第二天再搭机去日本；二是立即返回香港，次日从香港再到台北转机，或者从香港直飞日本。
但第一套方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当时台湾的出入境管理非常严格，邓丽君持有台湾护照，如果在台北住一晚，次日再飞往日本的话，就相当于入境再出境了。按照当时的规定，邓丽君需要在台停留够2周后，才能再次出境。
情急之下，邓丽君拿出了一本印尼护照问海关：「外国护照可不可以办理过境？」工作人员告诉邓丽君，因为这本印尼护照上面没有台湾签证，所以不能入境。
最终她无奈只能搭机回港。2月14日，也就是次日，从香港飞往了日本。
而机场中，邓丽君拿出印尼护照的这一幕，好巧不巧被一个报社记者看到了。
记者悄悄抄下了护照号码，打电话去官方机构求证，结果印尼方面表示，邓丽君并未移民印尼，记者由此断定邓丽君持有的印尼护照是假护照，随后打电话向印尼驻日本大使馆举报了邓丽君。
2月16日，东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官员、会同印尼驻日大使馆馆员，一起把邓丽君带走了。邓丽君被拘留了足足3天后，事情的真相才浮出水面。
2月22日，日本出入国管理局公布调查结果，原来邓丽君所持的印尼护照并非假护照，这本护照确实是由印尼政府所发出的，印尼外交部官员在护照上的签字也是真的，只是获得护照的手续不合法。
外国人想要取得印尼国籍的话，需要在印尼连续住满一段时间，在各国奔波的邓丽君，不可能符合条件。
这本护照其实是一位仰慕邓丽君的印尼高官私自颁发给邓丽君的。事情被曝光后，护照被印尼驻日大使馆收回。
其实当时有不少艺人都有多本护照，为的就是外出演出方便，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邓丽君的人气如此高涨，事件还是免不了引发了大量关注。
日本方面决定将邓丽君驱逐出境，并下令一年之内不准她再入境。邓丽君在日本奋斗了数载的事业，就此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更糟糕的是，台湾媒体也没有放过这起极度吸睛的事件，一时间有关「邓丽君叛国、改入他国国籍」的报道铺天盖地、甚嚣尘上。
邓丽君和家人都觉得彻底完了，日本去不了，回台湾又有可能面临封杀和起诉。
无奈之下，邓丽君选择了暂停事业，转而飞到美国洛杉矶，重新做个学生。她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了英文、日文、生物和数学。
那时候碰巧成龙也来到了美国，为电影《杀手壕》做筹备，二人相遇。异国他乡，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会讲中文的人，两人自然很快熟络了起来。
邓丽君说自己在学滑旱冰，成龙就手把手教她，两人一起看电影、聊天，感情越来越好。
然而短暂的甜蜜期过后，矛盾就逐渐显现出来。邓丽君很优雅、高贵，吃牛排时习惯拿着刀叉、细细品尝，而成龙则简单直接，拿着筷子，三下五除二就迅速吃完。
除此之外，二人的感情观念也截然相反。有一次邓丽君表演完，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迫不及待地去找成龙，可成龙当时正在跟兄弟们聊剧本，只淡淡说了一个「坐」字，就继续跟兄弟聊天。
等了一个小时，邓丽君闷闷不乐地回去了，成龙也没有送她。最后失望的邓丽君给成龙打了个电话，说「Jackie，我看你并不需要我，你就跟你的兄弟们在一起吧。」
随后就挂断了电话。多年后，成龙也讲起过这段恋情，说邓丽君太优雅、太高贵，跟他的兄弟圈子融不到一起。
和这段恋情一起结束的还有邓丽君的事业低谷期。俗话说「情场失意，事业得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假护照风波」渐渐被大众淡忘了。
1980年7月，邓丽君开始在美国纽约等地巡回演出，再次引起轰动。1981年4月，她再次在香港举办了个人演唱会，第二年又在香港湾仔「新伊馆」举办盛大独唱会，重回歌后巅峰。
东山再起后，邓丽君很快又再次邂逅了爱情，这一次对象是比邓丽君大1岁的郭孔丞。郭孔丞祖籍福建福州，是马来西亚人，也是亚洲糖王郭鹤年的长子，当时是香格里拉酒店董事长。
二人本来连结婚的日子都定下了，将于1982年3月17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婚宴。
可不想郭孔丞向来对艺人有偏见的祖母却突然发难，对邓丽君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要邓丽君将身家资料交代清楚；二、嫁入郭家之后，立即退出演艺圈；三、断绝与娱乐圈朋友的来往。
其实那时候邓丽君本来就打算退出演艺圈了，但如果这个要求是对方结婚的条件，那实在是有些屈辱，邓丽君怎么可能接受呢？二人就这样分道扬镳。
此后，邓丽君又将重心放在了事业上，在歌坛活跃了几年。1985年，处于事业巅峰的邓丽君，在日本举行了一场名为「唯一一次」的盛大演唱会，这场演唱会最后也真的成了邓丽君在日本「唯一一次」的大型演唱会。
此后，她把录音工作转移到英国、法国，开始渐渐从音乐圈里隐退。
1990年，正式定居巴黎后，邓丽君基本只参加义演、台庆和慈善节目了，低调了许多。在巴黎，邓丽君邂逅了她最后一任男友，也是开头我们提到的保罗。
保罗并非出身富贵家庭，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大摄影师，但也许正是他的平凡，吸引了彼时希望做个平凡人的邓丽君吧。
虽然这段年龄差距、经济实力差距、社会地位差距都很悬殊的感情一直都不被外界所看好，但保罗还是陪伴邓丽君走过了她人生最后5年的时光。
邓丽君的死讯被公布后，很多歌迷们始终不愿相信伊人已逝的事实，甚至有传言称，邓丽君只是假死。
原因是邓丽君的台湾护照应该是纯数字组合，而清迈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上的护照号却含有英文字母，甚至泰国那边也并未查到邓丽君的入境记录。
事实上，结合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假护照风波」，不难猜出，这很有可能只是因为邓丽君为了方便，用其他护照入境泰国导致的，并没有什么假死的惊人反转。
唯一有的，恐怕只是歌迷们对于这位天后深深的留恋和不舍吧。
上世纪80年代，在大陆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叫做「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老邓指的是邓小平，小邓则是邓丽君。
当时，大陆的广播中几乎都是非常正式且单调的内容，就算是天气预报也相当慷慨激昂。当邓丽君柔软多姿、温暖美好的声音突然出现时，人们才忽然惊觉：原来还能这么歌唱。
那些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歌词，就像是灰色中的一抹亮点，让人如醉如痴。但这样的歌声和歌词，在当时是被官方定义为「禁曲」的。
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专门展开对邓丽君歌曲的讨论与批判。正统学院派的专家认为，邓丽君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属于「靡靡之音」、「黄色歌曲」。
那个年代，大陆人想听邓丽君的歌，只有两种渠道：偷听敌台和翻录磁带。当时大陆以外的电台基本都被定义为了「敌台」，所以，听邓丽君=听敌台。
好在十年特殊时期之后，收听敌台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罪名了，通常是一番批评教育，至多背个处分，就完事儿。
可以说，收听敌台的风险降低，是邓丽君的歌在大陆流行开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今已成为知名乐评人的金兆钧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他回忆说：「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赵莉、王菲……」
不仅如此，邓丽君还教会了人们可以用嗓音的另一个部位唱歌，即后来所谓的「通俗唱法」。在此之前，中国歌曲只有美声和民族两类唱法。
1985年2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题为《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的新闻报道。这篇报道是中国大陆新闻界对邓丽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闻采访报道。
至此，邓丽君在大陆被非官方地解禁，她的歌曲终究还是成了人民大众心中的最爱，收听她的歌曲不再是一件可能会「学坏」的事了。
1995年5月9日，央视四套在常规新闻里报道了一则消息：「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昨日在泰国清迈病逝」。
还播放了多段邓丽君生前演唱活动的电视画面，这是大陆最高级别的新闻媒介第一次正式报道邓丽君。只是悲伤的是，邓丽君此时已不在人间。
邓丽君的三哥邓长富先生曾在采访中表示，邓丽君人生中有三大遗憾：一没有完整的学历；二终究没能走进婚姻的殿堂；三未能到内地开演唱会。
2015年7月17日，大陆知名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中，出现了一位震惊所有在场导师和电视机前观众的选手。
16岁的泰国少女朗嘎拉姆无论从声音、样貌、气质、神韵，都太像辞世20年的邓丽君，以至于这期节目播出后，网评中出现了大量「像到好怕」、「心里毛毛的」等词语。
一夜之间，「邓丽君转世？」消息轰动华人世界。
朗嘎拉姆1999年，邓丽君去世4年后，出生于泰国甘烹碧府西瓜河村，而泰国又是邓丽君生前非常喜欢的国家，尤其是泰国清迈，单单邓丽君去世那一年，她就去过清迈三次，最终也是在清迈逝世。
北京电视台纪实频道曾拍摄过一部讲述朗嘎拉姆的故事的纪录片，题为《你的笑容这样熟悉》。通过纪录片，人们了解到，原来，拉姆和邓丽君之间有着诸多常理无法解释的缘分。
比如，拉姆7岁还不会中文时，听邓丽君的歌两三遍后，就会唱了。她学会的第一首是《甜蜜蜜》，还对父母说「这是我的歌」。
长大后，拉姆远赴中国留学，为的就是学好中学，她说她的梦想是把邓丽君的一直唱下去。
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拉姆造访邓丽君的去世地清迈皇家美平饭店时，竟指着邓丽君生前住过的房间里的沙发椅说：「这是我喜欢坐的地方，喜欢在这儿看书。」
说完，拉姆在椅子上坐下，蓦地潸然泪下，然后又哽咽着说：「我也没想到，会回来一次，20年了…」
朗嘎拉姆到底是不是邓丽君转世，见仁见智，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怀念着《月亮代表我的心》里的「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
《甜蜜蜜》里的「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夜来香》里的「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
尽管邓丽君不在了，但她却好像从未真正离开过。在台湾新北市金山区的金宝山墓园里，有一块背山面海的「筠园」，正是邓丽君的安葬之地。
她的雕塑矗立其中，长发飘逸、面带笑容，安详而迷人，似乎从不曾衰老，永远是那样美丽、温柔。
对于一代人来说，聆听邓丽君时的那份兴奋和触动，早已深深留在了自己的心灵深处，而邓丽君这个名字，也早已成为了两岸中国人共同的话题和记忆。
只是，在回忆故人时，还是忍不住会感慨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