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安的幸福缘(上)
原铁道兵二师六团三营学生三连 吉农
佛说，人生在世，皆有因缘。换句话讲就是世间的缘都为因果相连，任何机缘取决于自我修行，无论是贫困，还是艰险，都必须勇敢面对，谁欣然接受了生活的给予，谁就把握了生活的幸福。
——题记
周长安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在一条巷子长大，在一个班学习，在一起做作业，也一起绷弹球，一起斗蟋蟀。在那个特殊的疯狂年代，我们还是小屁孩儿，佩戴着红小兵的袖筒，也跟着红卫兵散传单、贴标语、趴火车，风风火火地去搞什么革命大串连。
早年，周长安家境困难，大哥报名去了大荔农场，姐姐在一家街道办的缝纫社，挣俩钱补贴家用，父亲得了矽肺提前从水泥厂退休，母亲没文化，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长安就悄悄到一个通宵小饭馆打杂混饭吃，当然更主要的是饭馆打饼的师傅还是位习武之人，空闲时可以教他练练拳脚，长安也成了远近有名的“练家子”。
后来我们进入中学，开始了复课闹革命，说是复课却没有课本，也没有课程安排，整天就是学工、学农、军训，要么去挖防空洞，校园生活单调而枯燥，湮没了我们追求知识、向往高考的愿望。
记得最惬意的是，我和周长安在钟楼盘道，口干舌燥地不停对着往行人，朗读1970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只因为这篇文章，既是一篇文辞犀利震撼的檄文，又是一篇文笔流畅生动的散文，犹如春风化雨，初见彩虹，润湿了少年干涸的心田。其中“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这一句，至今还记忆在胸。
1970年8月我被学校批准，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编入了建设三线学生连，浩浩荡荡开赴陕南，跟随铁道兵部队并肩修筑襄渝铁路。这是一支史无前例部队编制，说是学生吧，却编入部队管理，说是军人吧，可没有军装。到达紫阳县石门沟工地的第一天晚上，我打着手电筒就赶紧给周长安写信，喜悦的心情跃然纸上。不久就收到他的回信，他在信里说，很羡慕我们这些同学，没有去的同学都好像打不起精神，还在信中鼓励我，好好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在第二封信里又兴奋地告诉我，他被分配到了东郊一家国营大型企业。然而，我给他发出祝贺的信以后，就再也没有收到长安的信了，从此以后也是杳无音信，一种失落感困扰好久，多年的好友竟然失联了。
铁路建设结束回到西安，我去找他，他搬家了，托人打听，都说他和所有同学都没有了联系，十年后的一个周末，我和周长安在街头遇见了。他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肥大的裤脚下面，登了一双土黄色的翻毛皮鞋，头发好久没理，胡子拉茬的。问他现在住在哪里，为什么不愿和我联系，家里发生了啥变故，他好像把我当成了陌路人，低头不语。最后涨红了脸告诉我，他被安排到了工厂的职工食堂，成了一个做饭的。厂子也没有单身宿舍，他只好在食堂仓库里搭了一张床先凑合着，说以后厂里给了房子再给我留联系地址。他还说七一年春节前，省革命委员会组织了赴陕南安康襄渝铁路建设工地的慰问团，他踊跃报名参加了，到了安康驻地一打听，慰问团距离我们连队的紫阳县石门沟有一百多里，而且没有公路，得沿汉江走水路，时间上根本不允许，于是看望我的念头打消了。不过让他激动不已的是看到了铁路建设工地热火朝天的场面，银装素裹的秦巴山上到处是红旗飞舞，炮声隆隆，同时也让他因为没有投身这火热的建设而越发自卑。
果然两年后来信了，字里行间充满着喜悦，厂里为了解决大龄青年结婚问题，给他在幸福路分得一间筒子楼，媳妇原先是他的徒弟，刚刚生下个胖小子，还说等我给孩子起个名字呢?我接到信后立马就去找他，见面就说，娃是在幸福路生的，那就叫周幸福吧，甚至连小名都想好了，叫福蛋儿。
幸福路是东郊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与之相隔百十米平行的还有一条路叫万寿路，沿着路边都是企业盖得职工家属楼，周长安一家三口就住在这里。虽说只有十几个平米，厨房还在楼道里，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心满意足了。那天他媳妇头上还裹着厚厚的头巾，陕西人讲究坐月子婆娘怕招风受凉，都是这个扮相。媳妇见我来了，不管不顾地一把拽掉头巾，下地麻利地做了几个菜，记得是油炸花生米、炒鸡蛋、炝莲菜和楼下买的猪头肉，喝的是西凤酒。那天小福蛋儿静静地睡着，不哭也不闹。我俩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那个时候九点就没有公交车了，周长安用自行车驮上我，送了十几里路。
酒酣耳热的长安敞开衣襟，一路上滔滔不绝，讲起了他这几年得意的故事，一不留神，把自己心中隐藏了多年的秘密也抖搂出来啦。
应该是四年前盛夏的事儿吧，有天，长安在库房盘点完货物，出了厂门透透风，熟悉的街道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了，路边的灯光都显得那样陌生。突然，身后一个人拽住了他，神情慌张地说：“大哥，后边有个流氓在跟踪我。”长安回过头一看，果然有个黑影，先是蹲下捡什么，然后朝这边走来，他说，别怕，便快步跑过去，没等对方出手就飞起一脚将那个黑影踢翻在地，本想再教训几句，不料那个家伙扔下手里的砖块起身跑掉了。
路灯下，长安才看清楚是位姑娘，心神不定地望着他，结结巴巴地说：“大哥，你是个好人，勇敢得很，我刚才特别害怕，更害怕流氓打伤你怎么办。”
“他呀，说是流氓还高看他了，就是个社会上的小混混，我要揍他绰绰有余。”长安挽起衣袖亮出肌肉，轻松地说。
“大哥，你能送送我吗?我就住在前面的家属区。”她显得心有余悸。
这时候，长安才仔细地打量身边这个姑娘，白底带小花的涤确良衬衫裹着不怎么高的身体，斜挎着一个军用布包。清爽利落的马尾辫高高扎着，眼睛反射出路边的灯光，格外明亮，嘴角微微胆怯地颤抖着。长安胸口咚咚直跳，脸也胀得通红，自己从来可没有跟女孩子这么近距离待在一起过，犹豫片刻，他还是玩了一把“胆量”。
这个女孩叫孙晓芸，是邻厂子女，在永寿县马坊公社插队，最近母亲有病，她是专门回来伺候的。晓芸静静在说，长安默默在听，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俩人却全然不知。
“大哥，我家到了，谢谢你!你等一会，我去拿把伞给你。”晓芸飞快地从单元楼出来，把伞撑开递给长安，转身害羞地跑开了，他看着晓芸离开的背影，被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围绕着。
后来的几个月里，长安时不时地到晓芸家楼下还伞，满心希望能见到晓芸，却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后勤科的孙向坤科长退休通知下来了，新来的科长专门举办了一个欢送宴。因为是小范围聚餐，来的都是食堂里的人，大家入席后，长安突然瞄见晓芸也来了，一声不吭地坐在角落里。新科长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今天大家聚会，欢送孙科长光荣退休。我很激动，咱们科长从进厂到现在，一直在食堂勤勤恳恳工作了二十多年，带了一拨又一拨的徒弟，也给我们留下了精湛的厨艺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家在他的领导下，保障了职工的餐饮供应，为我们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欢送我们的孙科长，大伙都把酒端起，为老领导健康、幸福、快乐干杯!”
这时，角落里的晓芸走过来，给大家一一添酒，当走到周长安跟前时，眼神迷离，流露出了只有长安能够察觉到的那一丝紧张。
新科长又举起第二杯酒，清了清嗓门说：“你们知道给大家斟酒的女娃是谁吗?我在这儿介绍一下，她叫孙晓芸，是孙向坤科长的女儿。根据上面的政策和科长的申请，劳资科报请厂领导研究，同意晓芸接班顶替，分配到食堂工作，我提议，大家都把门前的酒举起干了，表示欢迎!”
晓芸急忙放下酒瓶，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满脸羞涩的说：“谢谢各位师傅，往后请多多指导。”
接着，大家把目光都投向孙科长，新科长明白大伙儿的意思，就说：“科长，您先动筷儿，你不动，我们后生们咋敢动呀!”老科长拿起筷子说：“来来来，大家一块来。这么些年，你们跟着我干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我也要谢谢大伙儿，中秋节快到了，我们共同举杯，节日快乐!”
三巡过后，气氛推到了高潮，新科长对着长安说，你现在也算是咱食堂的主力了，今天你掌勺，准备上热菜。
“好!今天看我的。”长安得到领导赞赏有点得意。
晓芸跟着周长安进了操作间，看着他的后背说，咋就想不到，今天在这儿见到了你。长安边系围裙边说：“你的雨伞还在我那儿呢，我在你家楼下等你好多次，都见不着你，心里挺那个的。”晓芸接过话茬问：“哪个?不会是专门送伞吧?”
顿时，长安好像做错事的孩子，浑身发热，额头渗出了汗珠，多亏炉膛中的火苗给他遮掩了一下。尴尬地回答：“我呀，就是专门送伞呢。”说笑间，晓芸转移了话头：“我在西安没待几天就回永寿了，你当然见不着我了。”
晓芸上班第一天，就被安排在周长安手下打杂，晓芸自然也改口把长安叫师傅了，长安似逗非逗说：“你还是叫我大哥好，我才上炉子几天呀，叫师傅不敢当。”晓芸看着长安，羞答答地说：“以后在单位叫师傅，出了厂门叫大哥。”说完借故跑开了。
那年冬天，市里的影院首映法国影片《佐罗》。周长安天刚亮，就骑车赶到东门外的虹光电影院，抢到两张票。一进食堂操作间就迫不及待地找到晓芸，惴惴不安地把票塞到她手里说：“电影，《佐罗》。”
电影开演了，晓芸依偎在长安身边，过了一会儿，一只手顺从地被拉过去，掖在长安厚厚的棉袄里暖着。散场出了影院，晓芸嗲嗲地说：“大哥，没有公交了，咋办?”
“咋办?有我的二八大杠呢!”
一路上，晓芸坐在自行车后架，紧紧地搂着长安这虎背熊腰。尽管北风呼呼，长安却越蹬越热，摘掉了棉帽递给晓芸：“天冷，你戴上。”晓芸解下自己的围巾给长安系上，然后把脸蛋妥妥地贴在长安后背。这就是爱情?来的太突然，太猛烈，让长安顿时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了，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好像打了一个趔趄，瞬间又开始激烈的蹦跳不止……
我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家伙贼的很，一张电影票就把媳妇哄到手咧!”长安嘿嘿一笑：“俺这叫水到渠成，媳妇是个过日子的女人，不光是哄到手，我还要哄她一辈子呢!”
(未完待续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