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锡永先生(前排左三)与李学勤(前排左四)、裘锡圭(前排左五)、林沄(前排左二)、赵诚(前排左一)等合影。
自商锡永（承祚）先生驾鹤西游，于今已是第三十个年头了，可先生的印象仍是清晰如昨。
先生的印象，于我而言，最初仅仅局限于书本之上。读《甲骨文选读》（李圃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开卷即见先生序云：“昔王静安（国维）序余《殷虚文字类编》有云：‘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才知道当年的古文字学四少有两位任职于中山大学中文系。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告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名单，共计1196人，中山大学仅占百分之一，只有十二人。中文系容、商二老加上王季思（起）先生，就占了其中的四分之一。从此知道中大有古文字学双璧在，即足以傲视海内黉宫上庠，亦足以让我等中文学子为之自豪了。
脑海里留下先生真切的印象，时间仿佛是在1982年，正是我本科三年级的时候，地点就在中大的理发店（原位于哲生堂附近）。甫进门，便见到先生边付钱边连连道谢：“唔该嗮！唔该嗮！”非但广州话字正腔圆，且谦恭得令我诧异：一点儿不像闻名遐迩的大教授啊！
先生的印象渐深，则是在考上古文字学研究生之后。先生时不时会到古文字研究室。每当祖师爷驾临，我们这些学生的学生往往紧张得不知所措，离座肃立。
1985年，在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资助下，中大中文系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古文字学研讨会，邀请当时如日中天的学者李学勤、裘锡圭、林沄、赵诚、夏渌等先生与会。会议开幕式会场设在物理系，自然是因为中心主任、物理学家李华钟副校长鼎力支持的缘故。我们三个85级的研究生负责布置会场，安排座位。曾经法（宪通）夫子时任古文字研究室主任，半开玩笑地对先生说：“这可不是什么例会，您得御驾亲征号令群雄啊。”于是有了聆听先生教诲的机会。先生所言，无非追述自己的治学经历，如何从一个没有任何学历文凭的塾徒而一跃成为大学教授。在我这个老广听来，普通话十分地标准，内容也许没有多少新意，却是陈述流畅，略无滞碍。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先生面向李学勤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你们要学勤啊！”而到了李学勤先生发言，述及乾坤坎离，先生担心在座听众不懂，于是站起来走上前去，为李先生板书卦象，俨然是李先生的助手。
1986年，系里给先生祝寿。经法夫子先是交代我们请三鉴斋夫子撰一联，并请廖公蕴玉书写，以便悬挂在紫荆园的宴会大厅；筵席即将开始，便吩咐夫子和我去接先生伉俪。先生走进大厅，就注意到那幅长达丈余的寿联：“南国弘才识龙文龟甲尤多绝学，良辰正月举商尊周爵共祝千秋。”上联是说先生弱冠即以甲骨之学闻于世，下联一语双关，既言及欣逢先生寿辰，又说到古字绝学代有才人，那都是值得举杯庆贺的。先生注目良久，颔首称善，显然挺满意。
先生毕生治古文字学，晚年仍有与唐兰、于省吾商榷利簋铭文释读、与胡厚宣论辩甲骨真伪之作。听先生哲嗣说：先生常在家里反复察看所藏的楚帛书残片（今藏湖南省博物馆），若有所思，似乎在酝酿新论。不过，按照容庚先生的说法，商先生晚年的文章不写比写好。
刘昭瑞兄与我同届，是先生的第二届博士生，进校不久就前去拜谒先生，先生问：“您哪位？”昭瑞兄老老实实回答：“您新收的博士生。”过了几天再度登门求见，先生又询问如故。全然忘却了，毕竟岁月不饶人啊！
事实上，晚年的先生更多的精力专注于写字之上了。先生曾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不时义务开设书法讲座，宣传其书法主张，分享其习字心得，偶尔携带一二学童出席各类书法活动。先生特别喜欢和后生小子交往，曾担任中大学生书法协会顾问长达二十年。
有感于学校各部门没有招牌，师生们办事殊为不便，先生于是一一为之书写铭牌。甚至把招牌写到中大对面的糖烟酒商店、小杂货店去了。中文系77级学子黄荣章有《古今楹联拾趣》一稿，园中偶遇先生而请赐序。先生欣然命笔并为之题耑。后来该书一版再版，据说印数达十万册之巨。
谈到锡永先生写字，不由想起一件相关的趣事。
我很欣赏吾粤明代学者陈白沙的茅龙书。系里的潘允中先生刚好深谙此道，于是请潘先生的研究生引见。李中生兄故意抬高我的声价，但求顺遂而已，对潘先生说：“这是商老的学生，仰慕您的茅龙书……”没想到话没说完，潘先生一脸不悦，说：“商老的学生干吗求我写字，让商老写嘛。”后来中生兄去取字，潘老仍不依不饶，说：“那位商老的学生心头真高啊：文章移造化，忠孝作良图。呵呵……”老一辈学者之间的微妙关系，煞是有趣。
先生对文物保护的那份执著，特别让人感动。先生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兼任广东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达四十年之久，光孝寺、陈家祠等古迹文物都赖先生之力而得以保护修缮。然而也有先生力争保存而不得的案例。例如原中山大学西堂（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213号）的拆毁，就是先生所深感痛心的。当时先生动用了他所能动用的人脉关系，希望遗址能得以保留。先生1927-1929年任职于中山大学，留有青年时的印记、感情不言而喻。今天读先生《西堂决不能拆》（原件藏中大古文字研究所）一文，犹可感受到先生对文物古迹的热爱以及对执事者独断专行的愤慨。
先生归道山后，每逢见到先生的哲嗣，每逢欣获商家所作所刊行的著述，那位身着竹纱唐装手摇一柄蒲扇徜徉于校园的蔼然老者便蓦地浮现眼前。
谭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