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奥斯曼人(最后的罗马人奥斯曼帝国的法纳尔人)

西元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奥斯曼大帝默罕默德二世进入了依旧弥漫着硝烟的千年帝都,君士坦丁堡。虽然此时的罗马帝国已经比一个城邦大不了多少,但是征服君士坦丁堡却意味奥斯曼帝国将取而代之,正式成为君临万邦的天朝上国。

这次战役中,罗马大帝君士坦丁十一世英勇殉国,战至最后一刻;海军上将、帝国总理卢卡斯·诺塔瑞亚斯被俘,默罕默德二世本想招降他,但他竟然拒绝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去满足新主的肉欲,结果被灭门。

此时这座曾经遭到过二十九次围攻,并成功击退来犯者二十一次的千年古都已经满目疮痍:尽管曾经提前下令停止掠夺和屠杀,但至少一半的房子仍旧遭到了洗劫和破坏;本来就杂草丛生的街道此时更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更重要的是,罗马帝国的金库早已空空如也,以至于默罕默德二世终其一生都不愿意再提及此事——正是这么一个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孤城,差点把自己彻底打垮。

但是,毕竟君士坦丁堡还是到手了,不久之后奥斯曼帝国迁都于此,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成为了一座清真寺。不过,作为君王的默罕默德二世还另有所获——他在被俘虏的罗马人中找到了一位名叫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的老神父。此人是梵蒂冈教廷的“一生之敌”,因为坚决的反对君士坦丁十一世那种务实的宗教政策,所以在围城之际他便离开了罗马帝国的宫廷。城破之后金纳迪乌斯被一位商人以极为便宜的价格买下,据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声称:是因为这个商人买了一大堆旧货,所以这位老神父便被当做搭头白送了过去的。不过这个商人不是寻常的市井小人,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奇货可居了——这个看似一文不名的老翁实际上是一位学富五车的神学家!于是金纳迪乌斯就被自己的“主人”带回了奥斯曼帝国的故都迪埃尔内。很快,默罕默德二世就跟着找了过来。这位新的“罗马凯撒”立刻将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册封为新的牧首,除索菲亚大教堂之外,包括圣徒大教堂在内的三十六座教堂皆归还君士坦丁堡普世教会。不久默罕默德二世名下所有的罗马俘虏都被释放,并安排在君士坦丁堡内金角湾海岸一代居住,只要缴纳人头税,这些信奉基督教的亡国降虏就能够继续自己的信仰,守护着住自己的文化。

从此,劫后余生的罗马人在自己的故都内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生活。

君士坦丁堡的沦陷——罗马不死,他只会以其他的方式重生。

千年帝都,亚洲和欧洲的女帝,君士坦丁堡。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武运齐天,新降的罗马人也陆陆续续的迁了过来。比如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罗马遗民,还有来自特拉布宗帝国的那些俘虏——一四六一年八月十五十日,罗马帝国在黑海南岸存续了二百五十七年的支系——特拉布宗帝国灭亡。在默罕默德二世的威胁之下:

“你是要命还是要江山?或者二者都不要?”

罗马帝国的末主大卫·加梅斯·科尼尼交出了拥有四百门大炮和一万两千名士兵的都城。按照事前商量好的条件,科尼尼家族被安排到了罗马尼亚,随后又被押送到君士坦丁堡的七塔监狱。一四六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大卫和他的三个儿子被处决。遗孀海伦娜皇后亲手将自己的夫君和儿子们一点点地埋葬。之后在墓旁修了一间小茅屋,于贫穷和孤独中死去。特拉布宗的罗马公民们全部沦为俘虏,大部分人被贝伊和加吉们瓜分,成为奴隶;少部分贵族则在被抄家籍没后安排至金角湾,和之前君士坦丁堡的遗民们为邻。此后,无论是在希腊或巴尔干,只要俘获了罗马人,奥斯曼大帝们便将其安排到金角湾居住。这个地方被称之为法纳尔区,而且这些原先的罗马人也被轻蔑的称谓——希腊人。这就好比大清朝夺取天下之后,八旗显贵们总是习惯性的称汉人为“蛮子”。在君士坦丁堡沦陷五十年后,牧首的座堂也搬到了法纳尔的圣乔治教堂,所以,从此之后法纳尔区不仅仅是所有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信徒的精神之都,也成为了罗马遗民的政治、经济中心。

现在的法纳尔区。

差不多又过了一百多年,当年的亡国之痛已经被时间所淡化,所以奥斯曼帝国境内那些有钱有势的罗马遗民就称为法纳尔人(Phanariots),至于普通的百姓——不管他们怎么顽固的以“罗马人”自居,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包括同为基督徒的法兰克诸国,都将他们被称为“希腊人”。

但是,要记住,降虏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比主子更加努力。所有的法纳尔人,不管你多有钱,起步时都是帝国的二等公民。在十六世纪以后,君士坦丁堡普世教会早已成了权威丧尽,因为远在冰天雪地的北国,莫斯科大公已经通过联姻的方式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道统。莫斯科的宗主教多少有些鄙视的看着蜗居在法纳尔区的老上司;至于教会本身,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堕落为一个包税机构:奥斯曼大帝将牧首的职务向法纳尔人高价拍卖,而中标者则会尽心尽力的伙同奥斯曼宫廷从同族那里搞钱。整个帝国互惠双赢——被割韭菜的希腊人除外。

事实也证明,比起三天两头就把大锅扣到地上,稍不如意就发动兵变的禁卫军来说,奥斯曼大帝们再也找不到比法纳尔人更恭顺、更好“管”的臣民了。虽然法纳尔人非常排外,只接纳有钱、有关系、说希腊语的新人进入自己的圈子;并认为自己才是古希腊罗马的正统继承人——无论是法兰克人还是斯拉夫人都是蛮夷!比如某个法纳尔学者就对法兰西国王的服饰嗤之以鼻,认为那件紫色的披风根本不是罗马凯撒的礼服,因为真正的帝王紫不是那种更偏冷色的;至于“莫斯科国王”的打扮就更加野蛮——相反,只有奥斯曼大帝的对襟长褂才更加像古罗马帝王的礼服。

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

第三罗马凯撒伊凡雷帝

东罗马帝国中期的皇帝、皇后——中间是圣母和基督。

十七世纪初奥斯曼大帝的常服。

到了十七世纪后期,由于奥斯曼帝国的上层已经本土化——对,你没看错,就是本土化,在此之前,通晓好几国语言的帝国官员不计其数。比如默罕默德二世除了母语之外还会讲阿拉伯、希腊、拉丁、波斯至少四种外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上任的官员全是“咱家孩子”,也就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大多只会讲奥斯曼帝国的官话,突厥语。所以翻译官就成了一个十分必要的职务,而这个职务差不多完全由法纳尔人中的优秀子弟垄断。而顽劣的法纳尔人们也可以前途无量——医学的大门向他们敞开——只要给老医生当几年学徒,随后自己便可以挂牌行医,或者说领执照杀人。法纳尔神医的药引子千奇百怪,比如以狮子的尿液来治疗不孕不育·····

至于最富有的法纳尔人则会去向朝廷买官。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奥斯曼帝国为了创收,便将帝国在欧洲的边疆划分成几个公国,同时将大公的职位向国内出售。法纳尔的精英家族是最积极的买主,至少有十一个法纳尔家族都出了大公。在一七一一年以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的大公在制度上确定只能由法纳尔人担任。

这些累世富贵的法纳尔精英家族个个富贵泼天,平日里生活讲究、风雅——诞生、洗礼、婚礼、葬礼、各种圣徒纪念日都依照自古以来的传统举行,排场豪华炫目,参与者也举止古怪做作,犹如低配版本的东罗马帝国宫廷。

早在十六世纪中期,一位在殉难之后被尊为雅典守护圣人的罗马贵族女性,圣菲萝泰(ST.Philothei)就指出自己的同胞们:

“没有善恶之别,没有信仰,没有定力,寡廉鲜耻且大胆妄为,每天怨气冲天,整日里喋喋不休的抱怨、诉苦,言谈举止粗鄙不文······时刻准备着从他人的不幸中捞上一把。”

二百年后拜伦伯爵也承认,虽然他喜欢“希腊人”,但这些人仍旧是:

“花言巧语的无赖,具备土耳其人所有的恶习,但是却没有土耳其人的勇气。”

当然,这位风流自喜的浪子豪杰还莫名其妙的加上了一句:

“而且他们所有的人都非常俊美!”

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被默罕默德二世册封为牧首。

圣乔治教堂内的壁画。

虽然法纳尔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已经卑躬屈节的无以复加,但他们仍旧遭到了帝国的怀疑——准确的讲,实际上无论是历代奥斯曼大帝还是历任大维齐尔,托普卡宫从来没有尊重过法纳尔区,自然也就谈不到信任。尤其是,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始终将“亡国杀主”之恨挂在嘴边上的第三罗马——俄罗斯帝国——的“凯撒”们就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剑指君士坦丁堡。一七七四年,《凯纳甲湖条约》签订之后,俄罗斯女帝叶卡捷琳娜二世更是宣称:

“凡东正教徒,皆由俄罗斯皇帝守护。”

到了一八一四年,一个致力于希腊独立的秘密社团——“兄弟会”在俄罗斯帝国的资助下成立,其中最著名的首领,亚历山大·亚普西兰提斯便是个出身于曾担任“多瑙河两公国”大公的法纳尔家族子弟。这位曾在拿破仑战争中为俄罗斯帝国立下战功的“罗马骑士”,在一八二一年参与了希腊独立运动,并试图拿下布加勒斯特和雅西这两座奥斯曼帝国在多瑙河中游的重镇。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却将“希腊独立”的概念成功的传送到青年法纳尔人的心中。

历史有时往往如此,一群十分优秀的人会共同相聚在一个时空,之后又各显神通的将历史的洪流引向最坏的方向——此时的奥斯曼大帝艾哈迈德二世是一位开明的君王,但是也是一位“视野宏大”的“雄主”。在这个人的心中,帝国的尊严和荣耀胜于一切,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认为时任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格里高利五世参与了这场独立运动——虽然后者一直十分反感希腊独立,并不断的向教众提醒奥斯曼帝国对希腊族裔的种种恩惠。但因为格里高利五世的兄弟参与了独立运动,而且还是核心人物,所以他这个兄长就必须当一次替罪羊。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回教教长也援引经义教法,严厉禁止任何针对“希腊人”的暴力行为和诽谤,并向朝廷极言直谏,为格里高利五世辩护,但此时艾哈迈德二世已经丧失了理智—牧首被处以绞刑,尸体人给了犹太仵作,要他们将其碎剐后喂狗。但犹太仵作十分精明,他们以十万银元的高价将格里高利五世的遗体买给了希腊独立运动者。后者则在位于黑海的俄罗斯帝国港口敖德萨,为殉教的牧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追认他为圣人、希腊独立运动的灯塔——天上有知的格里高利五世必然会死不瞑目。

格里高利之死标志着法纳尔人的灭亡,从今后新的年轻人一代不再以东罗马帝国的遗民自居,却时时刻刻的在提醒自己是希腊人。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江河日下,希腊人光复故国的意愿也一日强似一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土崩鱼烂之际,甚至不少帝国境内的希腊人还认为:既然五百年前奥斯曼大帝默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成为了希腊人的皇帝,那天道好还,为什么五百年后希腊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不可以成为奥斯曼人的苏丹?

在第二次希土战争时,不仅是希腊人,甚至是很多土耳其人,都因为习惯了大帝国,所以幻想只要能保住帝国,那么让一个希腊基督徒来当苏丹也未尝不可。所以一开始希腊军队所到之处几乎是“喜迎王师”。只可惜亚历山大一世在关键时刻竟然被猴子咬伤,因此患上败血症不治身亡;希腊军队中的极端民族分子又于混乱之际在占领区无恶不作,从而彻底毁掉了这此千载难逢的时机,那么近代世界上也许就真的会有一个“希腊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