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滁州琅琊山(晚潮|琅琊山)

潮新闻客户端 许伟平

也许是近年来对两晋历史涉猎较多的缘故,每当我乘高铁路经滁州站,看到琅琊山的巨幅广告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琅琊国,想起晋朝那十二位琅琊王。此琅琊山同琅琊国、琅琊王到底有没有关系?由此产生了探访琅琊山的念头,只是机缘不巧,一直未能成行。暮春四月,在精心筹划之下,总算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琅琊山位于安徽滁州市西南,是大别山向东延伸的一支余脉,主峰小丰山海拔321米,周围群山连绵,峰峦叠翠。琅琊山唐以前为何名,已无从考证,但自中唐始已有这响亮的名字。据《琅琊山志》记载,琅琊山名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因当年晋武帝司马炎发兵平吴国,命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率军出“涂中”(今滁州、全椒一带)而得名。二是因当年晋怀帝司马炽命安东将军琅琊王司马睿镇守建邺(今南京),司马睿路过此地,曾驻军滁州摩陀岭而得名。查找史料,发现最早提出以琅琊命名山水的是唐代滁州刺史李幼卿。其友独孤及在《琅琊溪述》中记述:“按图经,晋元帝之居琅琊邸而为镇东也,尝游息是山,厥迹犹存。故长夫(李幼卿的号)名溪曰琅琊。”后来,又把“琅琊”扩展为全山之名。此后人们大多持这一说法,如唐代诗人顾况(727-815),在《琅琊山》的诗中写到“东晋王家在此溪”、“碑沉字没昔人远”。唐代崔祐甫(721-780)写的宝应寺碑有:“东晋元帝初为琅琊嗣王逃难浮江未济徊翔之地也。”北宋文学家王禹偁在任滁州知府时写的《琅琊山》诗自注中,也讲到“东晋元帝以琅琊王渡江尝驻此山,故溪山皆有琅琊之号,不知晋以前何名也”。宋代乐史撰写的《太平寰宇记》记滁州清流县条中有:“琅琊山在县西南十二里,其山始因东晋元帝为琅琊王避地此山,因名之。”元末明初文学家宋濂(1310-1381)在《琅琊山游记》中写道:“臣闻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晋元帝潜龙之地,帝尝封琅琊王,山因以名。”上述记述明白无误地指出琅琊山因司马睿而得名。

司马睿(276-322),自幼聪颖过人,深受家族长辈的喜爱。十五岁世袭琅琊王,从此步入政坛。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政局动荡不安,司马睿作为皇室疏属,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以求自保,但他图谋大业之志一直未变。西晋永兴元年(304),司马睿随司马越讨伐成都王司马颖兵败后逃回洛阳,在王导劝说下,司马睿离开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地。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马睿移镇建邺后,在王导王敦的辅助下,礼下当地士族,镇压平复叛乱,约束南迁士族,实行休养生息,很快在江南站稳脚跟。建兴四年(316)西晋亡。次年三月司马睿即晋王位,改年号为建武。318年4月司马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大兴,定都建康,东晋王朝正式建立。

琅琊山风景区面积有115平方公里,除琅琊寺所在的琅琊山外,还包据大丰山、小丰山、凤凰山、鸡爪山、赵家山、尖山、龙头山、龙尾山、花山等山。目前供旅游开放的主景区约8平方公里,分醉翁亭片区、普贤片区、清流关片区等三大片区。其中醉翁亭片区,面积4.98平方公里,是琅琊山历史文化资源和生态景观资源的富集地,也是琅琊山景区的主要景区。我们游琅琊山是从游琅琊寺和琅琊阁开始的,从景区北门进入,沿古道,经野芳园、醉翁亭、同乐园,不久就来到了琅琊寺。

琅琊寺始建于唐大历六年(771),为滁州刺史李幼卿与山僧法琛所建,以后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扩建,现建筑绝大部分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后住持僧达重建。琅琊寺始建时由唐代宗李豫赐名“宝应寺”,太平兴国三年(987)宋太宗赵炅赐额“开化禅寺”,因寺院座落在琅琊山中,后人通称其为琅琊寺。我由于出发前做了功课,又曾读过现代作家方令孺的《琅琊山游记》,故对琅琊寺的景点有些大致的了解。在重点游览了大雄宝殿、无梁殿、明月观、濯缨泉、祇园、悟经堂等景点后,从琅琊寺边门直上南天门。这里山势虽然陡峭,但由于新修的游步道宽敞合步,再加上树荫下随处可见的石条凳,我们走走歇歇,很快便来到了南天门牌坊。南天门海拔310米,是琅琊山东南最高点。过南天门牌坊左转沿山坡走50多米,便是南天门山门,走进山门只见一座阁楼拔地而起,这就是琅琊山景区的标志性建筑琅琊阁。琅琊阁依山而建,高24米,共七层(地下二层,地上五层),登上顶楼远眺,只见西北群山逶迤,匍匐脚下;东面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南面长江如带,浩渺东去。望着眼前群山起伏,翠绿如碧的景色,我情不自禁地吟起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说起琅琊山我们不能不提唐朝滁州刺史李幼卿,是他首先发现琅琊山的美,开发琅琊山的山水,为琅琊溪琅琊山冠名。

李幼卿(728-777),字长夫,唐太子右庶子,唐大历六年(771)任滁州刺史,大历十一年(776)兼扬州司马、侍御史,大历十二年(777)卒于官舍。据《(万历)滁阳志》记载:“(李幼卿)与僧法琛建寺琅琊山中,导蒙泉号琅琊溪,赋八咏于岸石上。又于寺前得泉曰庶子泉,李阳冰为铭。”李幼卿参与建成宝应寺(即琅琊寺),凿石行泉,酾流为溪的事迹,《佛祖统记》等史书都有记载,但要说对李幼卿在滁州任上的功绩及山水开发详尽描述,要数他的好友独孤及写的《琅琊溪述》为最。

独孤及(726-777),字至之,洛阳人,唐代散文家。历任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濠州、舒州、常州刺史,著作有《毗陵集》二十卷。独孤及与李幼卿是至交好友,大历九年春(774)独孤及由舒州赴任常州刺史时,曾路经滁州,与李幼卿见面,《琅琊溪述》应是这次会面后所作。除此之外,独孤及和李幼卿,还有多首诗互赠。李幼卿去世后,独孤及专门为他写了《祭滁州李庶子文》,可见他们俩人感情至深。下面我们不妨来欣赏一下《琅琊溪述》:

陇西李幼卿,字长夫,以右庶子领滁州,而滁人之饥者粒,流者召乃至,无讼以听,故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因凿石引泉,酾其流以为溪。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禅堂、琴台环之,探异好古故也。按《图经》:晋元帝之居琅琊邸而为镇东也,尝游息是山,厥迹犹存。故长夫名溪曰琅琊,自赋八题于岸石,及亦状而述之。是岁大历六年,岁次辛亥,春三月丙午日。

述曰: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浚不刊,几万斯年。造物遗功,若俟后贤。天钟灵奇,公润色之,疏为回溪,削成崇台。山不过十仞,意拟衡霍;溪不袤数丈,趣侔江海。知足则适,境不在大。怪石皑皑,涌湍潺潺,洞壑无底,云兴其间。仲春气至,万木华发,亘陵被坂,吐火喷雪。公登山乐,乐者毕同,无小无大,乘兴从公。公时举觞,酒酣气振,溪水为主,而身为宾,舍瑟咏歌,同风舜雩。时时醉归,与夕鸟俱,明月满山,朱幡徐驱。石门松风,声类笙竽。呜呼!人实弘道,物不自美。向微羊公,游汉之涘,岘山寂寞,千祀谁继?彼美新溪,维公嗣之,念兹疲人,繄公其记,后之聆清风而叹息者,挹我于泉乎而已。

从上面叙述中,我们知道李幼卿在滁州期间理政有方,使得饥饿者有食,流亡者返乡,诉讼也几乎消声匿迹。因此,他有许多闲暇时间悠游山川,在享受大自然美的同时,开凿疏通山泉,集流汇成溪水。搭建亭台小屋,与民结伴同乐。溪边举杯畅饮,常常物我两忘,并将这些欢乐场景题刻在溪边的岩石上。最为重要的是他发现了晋元帝司马睿游息此山的遗迹,为此,把溪取名琅琊溪,后来扩展为全山之名。李幼卿是名符其实的琅琊山水文化最早开拓者。

李幼卿的功绩,加上独孤及的文章,使琅琊山名气大增。再加上李幼卿以后的几位继任者的治理与宣传,使琅琊山逐步走向了全国。

建中四年(783),韦应物出任滁州刺史,他写下了《滁州西涧》《寄全椒山中道士》等传世之作。

至道元年(995),王禹偁遭谤贬守滁州,任职期间宽政爱民,写下了《琅琊山》《琅琊八绝诗》《唱山歌》等大量歌咏滁州山水胜景和风俗的诗作。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贬任滁州知州,挥毫写下了散文名篇《丰乐亭记》《醉翁亭记》,为滁州秀美山水增色。

南宋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出任滁州知州,在训练军事抗御金兵,建立“繁雄馆”“奠忱楼”的同时,写下了著名的《声声慢.滁州旅次登奠忱楼作》等壮怀词作。

……

当我回想起上述同琅琊山关系密切的名人时,总觉得滁州对琅琊山水文化开拓者李幼卿不够重视,整个景区对他的宣传若有似无,这对于一个开山之祖的人物似乎颇为不公,为此,深感遗憾。

苏轼书法作品《丰乐亭记》之一。视觉中国。

庆历五年(1045)十月二十二日,欧阳修被贬到达滁州。这是欧阳修第二次被贬,第一次被贬是在景祐三年(1036),因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主张,被贬至湖北夷陵任县令。这次被贬表面上看起来是因庆历新政失败,实际上是当朝宰相贾昌朝等守旧派人物,借欧阳修甥女张氏与陈谏通奸之事,移花接木,授意谏官钱明逸上书弹劾欧阳修,以泄私愤。床笫之事,最易诬陷。想当年大司马桓温为了自立皇帝,决定废黜废帝司马奕。“帝素谨无过,而床笫易诬”。于是,便诬陷司马奕因阳痿不能生育,三个儿子是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与田氏和孟氏所生,于371年逼褚太后废司马奕为东海王,之后贬为海西公,迁居吴县。欧阳修是知道这段历史的,如今这恶毒之计竟用到了自己头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有证词,就诱逼张氏编织污秽暧昧,骇人听闻的供词;没有证据,就拿欧阳修早年所作的《望江南·江南柳》词曲解……仁宗皇帝听闻此事,也认为朝廷命官,怎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乱伦丑事,必须严加惩治。最后,在查无实证的基础上,朝廷还是给欧阳修处分:落龙图阁学士,罢都转运按察使,贬为滁州知州。

欧阳修谪居滁州,远离朋友,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平。他在《滁州上表》中自辩,自己这次遭受的陷害,根本原因在于他担任谏官时,抨击了权贵。虽然最后查明自己是清白的,但仍以财物不明而被贬,他也知道“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因此,现在远离政治风波之地,以免再遭到迫害,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被贬滁州后,欧阳修很自然地想起九年前被贬夷陵的情景。当初贬到夷陵,因其“地僻而貧,民俗俭陋”,欧阳修很不习惯。但日子一久,他渐渐地开始感觉到此地“风俗朴野”“江山美秀”,“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他向老友梅尧臣谈及在夷陵的感受:“修昨在夷陵,郡将故人,幕席皆前名,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如今贬到滁州,地僻事简,山水秀美,古迹夹道,何不也乘公暇之余徜徉山水,忘却宠辱。欧阳修这么一想,心情大好。琅琊山上有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阳冰篆书的《庶子泉铭》,欧阳修常常徘徊其下,品赏真迹,视为谪居生活的一大快事;琅琊山中有一座祠庙,供奉着宋初著名文学家王禹偁的画像。王禹偁为人正直,直言敢谏,曾三次担任知制诰,三次被黜外放。五十年前,王因言事亦被贬滁州,在这里欧阳修找到了知音和楷模;琅琊山山谷环抱,泉水叮咚,特别是“醴泉”“丰乐泉”清澈透明,水味甘甜,以此煮茶,香逸四飘,回味无穷……欧阳修在山水之间找到了知音,得到了灵感,享受到“与民同乐”的乐趣。正如他所言“行见江山且吟咏,不能迁谪岂能来?”欧阳修在滁州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年多时间,但他为人们留下了近百篇诗文,特别是他的《醉翁亭记》,脍炙人口,流传千古。

“山以文丽,文以山传”。自欧阳修被贬滁州后,“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琅琊山声誉日隆,景观建筑日益发展。许多文人墨客、达官显贵,纷至沓来。宋代的曾巩、王安石、苏轼、辛弃疾,明代的宋濂、文征明、王守仁等名人,都曾宦游或旅居于此。从此,琅琊山的名声响彻全国。

这里附带说一下,关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清代学者何焯及当代的不少学者,认为其总体框架结构是借鉴独孤及的《琅琊溪述》。宋人王楙则指出《醉翁亭记》中“也”字用法并非欧阳修独创,此体盖出于《周易·杂卦》。殊不知在文学创作中,借鉴、借用、化用是常用手法,作者往往根据书写情节和内容需要,选择相应的艺术手段进行创作。比如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是借鉴南唐江为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只改动了“竹”“桂”二字,意境完全不一样。欧阳修是文学大家,对优秀的文学作品了如指掌,在诗文创作中借鉴以往优秀作品的诸多元素并融会贯通,十分正常,这丝毫无损于他在文坛中的地位。

我们寻访欧阳修遗迹是从丰乐亭开始。丰乐亭位于丰山东北麓山脚下的紫薇泉旁,紫薇泉原名丰乐泉,由欧阳修凿疏取名。宋元祐二年(1087)滁州知州陈知新重修此景,将丰乐泉改名为紫薇泉。欧阳修发现丰乐泉还有一则故事,据宋人吕本中《紫薇杂记》记载,欧阳修初到滁州时发现琅琊山醴泉水味甘甜,因此,每有雅集,就会派侍吏到醴泉汲水煮茶。一天,有友人献上新茶,欧阳修邀请僚属前来品茶,命侍吏前往醴泉汲水。不想侍吏回来时一个趔趄,打翻装水的坛子。他担心迟到,情急之下灌上路边的泉水赶回府衙。新茶奉上,欧阳修品尝后发现此水虽然甘甜,却与醴泉味道不同,问侍吏此水取自何处,侍吏只得道出实情。欧阳修亲自前往察看,见泉“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取名丰乐泉。我们寻访到此,见泉水仍清澈见底,掬水品尝,甘甜如饴。

在紫薇泉上方约100米处,便是丰乐亭了。欧阳修在丰山脚下“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因当年五谷丰登,万民欢乐,便将亭子命名为丰乐亭,并作《丰乐亭记》以叙其事。由于丰乐亭紧靠滁州城西部,游人举步可达。自丰乐亭建好后,此地成为欧阳修和滁州人游乐往来的胜地。时至今日,仍为游客必到胜景。丰乐亭原为16立柱挑檐翘角的四方亭。亭壁镶有欧阳修作,苏轼手书的《丰乐亭记》碑刻两块三面,和吴道子绘的观自在菩萨石刻像一块。近千年来,丰乐亭几经损坏,几经重修,现在的丰乐亭是后人按原貌修建。时值暮春,望着远山碧绿的青山,满院琳琅满目的碑刻花木,我不由得轻声吟起了欧阳修《丰乐亭游春》的诗句:“红树青小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丰乐亭是欧阳修在庆历六年(1046)亲自选址、营造并作记。同年,琅琊寺僧智仙因仰慕敬重欧阳修的才学和品德,专门在琅琊山玻璃沼南岸的让泉上建起了一座亭子,作为欧阳修游山休息及办公之地,并请欧阳修题名。欧阳修欣然为其命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闻名古今的散文《醉翁亭记》。

让泉还是那么清澈见底,甘甜适口。只是醉翁亭已移至玻璃沼北岸。现醉翁亭院内右侧的醉翁亭,是清光绪七年(1881)全椒人薛时雨重建。醉翁亭的结构,上顶为歇山式,吻兽优脊,飞檐趐角。十六根立柱,四周围以美人靠,南北框门设有格花和浮刻花纹装饰。亭前,侧旁有多处石刻,记载醉翁亭的兴衰和赞咏该亭的诗文。亭的东侧山崖有南宋崖刻的“醉翁亭”三个巨大篆字和“二贤堂”三个隶字。亭的北侧为“二贤堂”,是宋绍圣二年(1095)滁州人为祭祀王禹偁和欧阳修而建。

穿过花门,我们来到了古梅亭。古梅亭堂前的梅花相传为欧阳修亲手所植,原梅已枯,此株为明朝嘉清年间后人䃼植。梅台壁嵌有清顺治九年(1652)李嵩阳题篆的“花中巢许”四字石碑,以赞扬欧阳修。在冯公祠南,意在亭北侧,有一块“菱溪石”。这块巨石是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从滁州东乡菱溪塘边用三牛曳之,立于丰乐亭旁,供滁人岁时嬉游,后人将这块巨石移至醉翁亭院内。欧阳修曾作《菱溪石记》与《菱溪大石》诗文记之。 宝宋斋位于醉翁亭西侧,由明代天启二年(1622)南京太仆寺少卿冯若愚所建。斋内立有宋元祐六年(1091)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刻两块四面,极为珍贵。斋内还有清薛时雨撰书的《重修醉翁亭记》碑和明代尹梦璧的题赞诗刻碑,斋东侧外檐下嵌有冯若愚《宝宋斋记》和明代《重修醉翁亭记》碑。为使游客能清晰地欣赏到苏轼书写的《醉翁亭记》手迹,当地政府于1981年在醉翁亭醒园内新建了“宝宋新斋”,亭内立有四块新刻石碑,按苏轼书写的《醉翁亭记》墨迹重刻。游客到此,注目行礼之下总会齐声朗读《醉翁亭记》全文。

醉翁亭初建时仅为一座孤亭,后人为仰慕欧阳修,于宋元明清陆续修建了二贤堂、解醒阁、古梅亭、意在亭、宝宋斋、冯公祠等亭阁,现在园内水中有亭,亭畔环水,园中有园,景中有景,构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园林建筑群。

安徽滁州,醉翁亭。视觉中国。

在丰山脚下,丰乐亭西南面,有一座南京太仆寺博物馆。这是滁州历史上唯一存在过的中央机构,历时二百七十多年,曾对滁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史书记载,滁州是朱元璋起兵后攻下的第一座城池,也是其根据地所在。由于此处山环水绕,土地肥沃,草木丰盛,适宜牧马,且与南京一江之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朱元璋在洪武六年(1373)下诏在滁州设立太仆寺,管理全国马政。永乐十八年(1420)朱棣迁都北京后,于次年改北京行为太仆寺,把滁州太仆寺更名为“南京太仆寺”。现“南京太仆寺”博物馆是2016年按原图复建的。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力量的强弱往往决定战争的胜负。因此,朱元璋十分重视马政工作,在滁州设立太仆寺后,又于洪武三十年(1397)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个分寺。太仆寺为明朝五大寺之一,隶属兵部,掌管着与马政相关的政令。南京太仆寺设卿一人(从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寺丞二人(正六品),主簿一人(从七品)。管理范围为八府(应天府、镇江府、宁国府、太平府、凤阳府、扬州府、淮安府、庐州府)四州(徐州、滁州、和州、广德)。南京太仆寺马政工作十分出色,据说当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北征蒙古残部时,在全国征调马匹十万骑,仅南京太仆寺就发送了七万匹马。至明朝中期后,由于民间养官马兴起,马政工作逐渐走向衰退,太仆寺的职能也逐步弱化,弘治以后渐渐演变为一个清闲机构。文征明曾于弘治四年(1491)写过一首描绘南京太仆寺的诗:“清闲官府面山开,左右松杉四十栽。满地绿阴衙吏散,游人无禁去还来。”

南京太仆寺为中央机构,其官员普遍学养深厚,其中不乏名宦高士、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和书画家。他们为开发维护琅琊山风景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官员政暇时节好游山水,崇敬欧阳品格,在山水中寻幽记胜,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与此同时,他们对醉翁亭不断修缮,并陆续修建了见梅亭(现名影香亭)、皆春亭(现名意在亭)、解醒阁、曲水流觞……太仆寺少卿冯若愚为保护“欧文苏字”,专门修建了宝宋斋。在南京太仆寺历任官员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太仆寺少卿王阳明和太仆寺卿赵廷瑞。

王阳明正德七年(1512)十月从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次年十月到滁州上任。来滁州时,王阳明已逾不惑之年,经历了“格物苦求、宦途蒙冤、居夷处困、龙场悟道、庐陵施政”的磨练,其思想学识已趋于成熟。在到滁州任职前,他已在京城授徒讲学。到滁州后,发现此地山水佳胜,地僻官闲,于是在督马政之余,在琅琊山下聚众讲学,培养了一大批从学弟子,开启了王门游学之端。“滁山水佳胜,先生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遨游琅琊、讓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震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旧学之士皆日来臻,于是从游之学自滁始。”(《王守仁年谱》) 据记载,王阳明曾在讓泉宣讲心学“致良知”,其思想体系涵盖人格修养和经世实践两个方面。王阳明在滁开讲心学后,弟子不仅有太仆寺的同道好友,如他的两任上司太仆寺卿罗钦忠和杨褫,都与阳明学说心心相印。而且,弟子从全国纷至沓来。他的弟子戚贤曾描述当年王阳明在滁讲学的盛况:“阳明先生尝卿太仆,尝游滁山滁水,尝憩丰亭风月,歌咏良知,发明圣学,而吾涂俊髦翕然云集,空闻空见,空空兴起,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然良知维同,而四方来学,思歌采芹,空闻空见,空轻千里,如登龙门。”

在南京太仆寺对面山上,至今仍留存着王阳明当年静坐、悟道的“阳明洞”。

赵廷瑞嘉靖十六年(1537)任南京太仆寺卿后,在督马政之余,致力于编纂《南滁会景编》,这是一部记述滁州山水景物的诗文总集,收录了中唐至明末800年间历代名宦文人400多人记述题咏滁州山水景物的诗文。至崇祯九年(1636)的一百年间,后任南京太仆寺卿数次编修重刻《南滁会景编》,使其内容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为滁州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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