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初年，由于顺治帝和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之间关系和谐，使得当时的入华传教士们在汤若望庇佑之下的传教工作获得前所未有之发展。然而这庇佑同时也是阴影，阴影之下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中西文化的分歧并未消失，国内的保守派与教会内的激进派也在等待翻盘的机会。
图1 汤若望
一、八面槽天主堂的建立
首先出现的不和谐声音来自于传教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对汤若望的诽谤，北京王府井天主堂（东堂）的建立就是这种内斗的结果之一。
利类思于明崇祯十年（1637）入华，初期传教于江南，后取道入川传教。安文思为航海家麦哲伦（1480-1521）之后裔，崇祯十三年（1640）入华，初期传教于杭州，后入川协助利类思。
崇祯十三年（1643），张献忠（1606-1647）率兵入川，利类思与安文思躲避战乱于绵阳，终为捕获押解成都。因二人之能，留于帐前听用。清顺治三年（1646），肃亲王豪格（1609-1648）领兵入川平叛，张献忠兵败身死，二人为豪格所获，被作为俘虏于顺治五年（1648）押解京师。
二人囚于大牢，汤若望前往探视。汤若望认为二人的行为极为愚蠢，在为张献忠所获时应宁死不降；而在安文思看来，自己在被迫的情况下在张献忠帐下听用与汤若望为满人官吏并无区别，因此憎恨汤若望的指责，甚至认为自己被囚之处境完全要归咎于汤若望的诡计。[1]虽然汤若望为二人出狱而奔走，甚至因此被摄政王多尔衮警告，但二人显然并不领情，而向二人做出充分解释却又非汤若望的性格，以至于仇隙就此生根。
图2 顺治帝
二人被关押两年之后作为奴隶转交给清朝宗室、在朝官员佟国纲（？-1690）看管，佟国纲在自身职权范围内给了二人相当的自由。至顺治八年（1651），顺治亲政之后，二人终于真正重获自由。顺治帝因二人与汤若望不合，只得另赐住所于东华门外。十二年（1655），顺治帝赐二人米粮房屋，又得肃亲王豪格侧福晋及佟家捐资，遂起建教堂一座，奉圣若瑟为主保，于康熙元年（1662）落成。明代之时，建堂之地的街道中间水井旁有一八面形饮牲口的石槽，[2]是为官员进宫之时将马匹留在宫外饮水之用，故名八面槽，而八面槽天主堂也因此而得名。且因与宣武门天主堂一东一西，故而俗称为东堂。关于其最初形制并无太多史料，目前只知建筑风格为爱奥尼亚式，[3]长70英尺，[4]教堂门前立“官员下马步行”之石碑，教堂壁画则为利类思本人绘制。
在有了自己的教堂之后，事情并未就此平静下去。两年的牢狱生活使得他们的性格发生了改变甚至是扭曲，二人开始寻找各种理由、借口或者散播谣言对汤若望进行诽谤，其持续、强烈的程度甚至使得国内的耶稣会士们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因为听信了他们而疏远乃至厌恶汤若望，甚至联名上告耶稣会副省惠州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请求将汤若望开除出耶稣会甚至逐出教会。
这一场持续多年的争斗在时任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1655-1667年在位）的裁定下以汤若望的胜利而告终，但史书并未记载汤若望是否活着等到了来自教廷的结论，又或者他那时已经去世。表面上看，这是二人与汤若望的私人恩怨，但其牵扯传教士人数之多、牵扯各级教会组织范围之广都是极为罕见，这也反映出中西文化对同一事物所持有的不同角度和观点以及对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文化适应”传教策略的不同态度，这种争端从利玛窦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并延续多年，最终愈演愈烈。
二、历狱与汤若望之死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驾崩。关于继承人，顺治曾问计于汤若望：
帝未崩前，召诸重臣议，拟传位于其长兄。皇太后不许，诸臣未尽附太后意。太后召若望决之。汤若望称诸国传世之法，皆父死子继。帝由是立皇二子为皇太子，是为康熙皇帝。[5]
两月之后，汤若望七十寿辰，百官撰文道贺且汇集成册，名为《赠言合刻》。经历顺治一朝之荣宠，此时汤若望之威望如日中天，然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国内的保守派也终于跳了出来。杨光先（1597-1669）曾于顺治朝多次上折辟邪未果，此时得辅政大臣鳌拜（？-1669）支持，于康熙三年（1664）再上《请诛邪教疏》，为朝廷采纳，历狱爆发。
借用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正如“南京教案”是对明末天主教传入这一冲击的反应一样，“历狱”也是对清初颁行“依西洋新法”而制定的历法和任命洋人担任钦天监监正的冲击的反应，是中西文化在交流过程中的一次不算小也不太大的碰撞，而北京的天主教堂则是这次异质文明碰撞的见证。[6]
经过一年审讯，最终钦天监几人凌迟、几人斩决、几人流徙、几人革职，钦天监监正汤若望放归南堂，却遇“在京旧朋，咸来称庆”，[7]引上不满，以致“封闭教堂，取御赐碑文碎之，命若望、怀仁与利类思、安文思二人同居一处。”[8]杨光先“火其书而毁其居”，并将“奉旨所留天主教龛座碑记，自行拆毁”。[9]而顺治帝赐予汤若望之墓地，亦遭收没。
这一场禁教风波，其最终结果是汤若望、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利类思、安文思留京，其他各地传教士一律押解广州看管。此时汤若望已病入膏肓，在京诸人“向谈话的汤若望等人依依告别，然后25位传教士，加上30位仆人，在一群喧闹的士兵的簇拥之下，离开了北京”。[10]一年之后（1666），汤若望在八面槽天主堂安息主怀，汤若望时代就此终结。[11]
三、南怀仁执掌钦天监
康熙七年（1668），康熙帝发觉杨光先、吴明烜所制历书“屡与天行不合”，遂派近侍与平安夜秘入八面槽天主堂以历书求教，利类思推荐南怀仁予以阅看，指出谬误多处。
图3 南怀仁
两日后，康熙帝召三神父上朝，下旨令与杨光先辈以测验日影相较。几番比试，南怀仁胜出。次年初，南怀仁受命执掌钦天监。此时鳌拜被擒，康熙亲政，三神父上奏求为汤若望平反。经几番复议而真相大白，康熙帝归还汤若望墓地，汤若望以掌钦天监事、通政使司通政使名义重新安葬，终于入土为安，成为继利玛窦之后第二位入葬滕公栅栏墓地的传教士。康熙帝赏给银两、镌刻墓碑、购置石兽并建纯中式恢弘坟茔，亲写祭文，命礼部官员坟前致祭。三位神父同往致祭，南堂解封，发还南怀仁照旧居住，利类思、安文思二人仍旧居于八面槽天主堂。此后因南怀仁之作为，康熙帝对天主教的限制亦逐渐减少，最终迎来天主教发展之全盛时期。
四、教堂毁而重建
康熙十六年（1677），安文思安息主怀。二十一年（1682），利类思安息主怀。在二人先后去世之后，八面槽天主堂成为意大利等国耶稣会士的住所和会院。
康熙五十九年（1720），八面槽天主堂因地震而倒塌。次年（1721），管理八面槽天主堂教务的奥地利籍耶稣会士费隐（Ehrenbert Xaver Fridelli，1673-1743）得到奧地利皇帝斐迪南三世的赠款，主持重修教堂。[12]他请来自意大利的、曾研习建筑，雕刻有素的利博明（Ferdinand-Bonventure Moggi，1684-1761）主持建设，请也是意大利人的、著名的宫廷画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主持绘画和装饰工作。工程于7 月 24 日竣工，教堂被扩建为欧式，基石上刻有“在北京的耶稣会士敬献于中国大主保圣若瑟，1721年7月24日敕石永志纪念”字样。教堂的罗马式穹顶及内部装饰均是按照透视学原理进行布局，当时被称为“国都之堂”。[13]当时到过罗马的人这样评价新的圣若瑟教堂：“堂中大坛与罗马圣路易教堂大坛极类似。其圆顶，绘画悉用透视法，来堂瞻视之满、汉访客，莫不惊羡。有奥斯定会士二人来自罗马，以为置此堂于罗马，亦无愧色。”[14]
有记载称，在重建后的东堂里曾创办了教育中国子女的学校。[15]
五、关于八面槽天主堂的记载
关于八面槽天主堂的记载，中国史料比较少见，就连在乾隆三十年（1765）编纂成书、堪称是当时北京历史地理的集大成者——《日下旧闻考》中都没有论及，然而在汇集了当时来京的朝鲜人撰写的游记杂文的《燕行录》中却找到了朝鲜人洪大容记述的一则。该史料颇为珍贵，现录于此：
东天主堂
天主堂有四，南北未闻。西（堂)[16]刘（松龄）、鲍（友管）所居，东堂虽不及西堂，游观者或往焉。
正月二十四日，由蒙古馆过北玉桥，循宫墙而北百余步，折而东，出大路，又北行里许，复折而东百余步，道南见屋薨（屋顶）怪奇，可知其为西制也。
守者王姓，连山驿人，自言朝鲜人累主其家，是以见朝鲜人如故人云。欢迎无难色，亦不索面皮（好处费）。
入堂，其器物之奢，逊于西堂，而壁画之神巧过之。北壁亦有天主像，毛发森森如生人，前有两人立侍。始入门，望见半壁设采龛，安三塑像，心异之，以为塑像之妙非佛家所及。及至其下而摸之，则非龛非塑，乃壁画也。西壁画天主遗事，有新死小儿横置子棺上，少妇掩面而啼，其旁四五人环伏而哭之。乍见错愕却立不忍，真画妖也。
堂有自鸣钟楼，与西堂皇之制大同。楼下有日晷石一双。西出门，有数丈之台，日观星台。上建三屋，中屋藏各种仪器，门锁不可开，穴窗而窥之，略见浑仪、远镜等诸器而不可详也。屋溜之南，通穴至檐，广数寸，掩以铜瓦如其长，每夜侧候，启而窥中星。云台下庭广十数亩，筑砖为柱，长丈余，上有十字通穴，遍庭无虑百数。盖春夏上施竹木务葡萄架,柱旁往往聚土如坟者，葡萄之收藏也。
庭东有屋数间，中有井，井上设辘轳，旁拖横齿木牙轮，平转如磨。壁有柳罐数十，王姓言春夏汲水以灌葡萄。机轮一转，数十洒子鳞次上水，人不劳而水遍于沟坎，灏灏满庭。每夏热，浓翠厚荫，如张重帘珠帐。秋熟，累累万颗，实为都下胜赏。酿酒有西法，香烈绝异，其护养之勤，专为酿酒用云。[17]
此文述及壁画、自鸣钟楼、天文仪器、葡萄园和汲水器等西洋器物，而且披露了八面槽天主堂当时可以已经开始酿制葡萄酒的事实，堪称是教堂情况的生动描绘。
洪大容的《湛轩燕记》写于乾隆三十年（1765），可见他所看到的八面槽天主堂是经费隐主持重修后不久的情况。洪大容特别称教堂的壁画之神巧超过宣武门教堂，栩栩如生，令人惊诧，“真画妖也”，也恰恰是对郎世宁高超画技的赞叹。郎世宁曾在八面槽天主堂做过两幅壁画，一为君士坦丁大帝指挥作战的场面，一为君士坦丁大帝依赖十字架取得胜利的场面。[18]另有朝鲜人李宜显、韩德厚于雍正十年（1732）年访问东堂，曾见到费隐本人，称之为：“天主堂主胡费姓人”、“守直人费姓者”，有时还亲切地称他为：“西洋人费哥”。
八面槽天主堂也建有自己的图书馆，曾经担任北京北堂图书馆馆长的遣使会士惠泽霖（Hubert-Germain Verhaeren，1877-？）写道：“东堂的图书馆比南堂晚五十年，而且其重要性也从未超过南堂。那里从未超过两三个神父，也没有成为一所学院，只是南堂的属堂，其图书馆为南堂服务，实际上由南堂控制。[19]
八面槽天主堂地处王府井、灯市口，是当时人们元宵节观灯的地方，一首反映灯会的《帝京踏灯词》就写到了该教堂：
为挂纱灯搭小棚，游人香各一支擎。
粗豪紧踏秧歌去，却把新衣向晚更。
酒家谁复换金貂，火树空悬冻未消。
风俗是谁改不了，元宵节各买元宵。
天主堂前任往回，风琴夜不响高台。
但听无数秧歌鼓，打入人家屋里来。[20]
诗中描写了北京人看灯、买元宵的盛况，说元宵节之夜街上的秧歌锣鼓声盖过了天主堂的风琴声，也从侧面道出了平时八面槽天主堂风琴鸣响的情形。
据学者汤开建考证，当时在八面槽天主堂里有一名管风琴演奏家——澳门人马玛诺（Manuel Rodrigues，1577-1636），还有一支演奏西洋乐器的乐队。[21]
六、教堂毁坏与重建
嘉庆九年（1804），嘉庆帝下诏严禁传教，严禁外国人在无有朝廷特许的情况下进京。十二年（1807），八面槽天主堂因神父们搬运堂内图书时打翻灯火而失火，导致房屋烧毁、教堂无恙，但包括郎世宁手绘圣像在内的大批文物遭到焚毁。当时八面槽天主堂司铎福文高（Domingos-Joaquim Ferreira，1758-1824）、李拱辰（Joseph Ribeiro-Nunes，1767-1826）任职钦天监，为此上书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嘉庆帝按照乾隆四十年（1775）宣武门天主堂失火之时皇帝赐银一万两敕工部重建前例同样赐银重建，然而嘉庆帝拒绝拨款修复，令二人搬到宣武门天主堂，八面槽天主堂被没收，将其堂基赏赐朝臣。十九年（1814），教堂东侧藏书楼失火，教堂又遭火烧重建。不久之后，教堂被责令拆除，就此被废。
咸丰十年（1860），八面槽天主堂发还教会，但却仅存街门，此后意图重建却因经费困难而仅仅清理出地面并修建了几间平房作为祈祷所。
图4 1884年教堂内景
图5 庚子年被毁前教堂钟楼
图6 庚子年被毁的教堂
图7 庚子年后重建的教堂
光绪六年（1880），时任北京教区主教田嘉璧（Louis-Gabriel Delaplace，1820-1884）向国外募捐巨资在原址重建罗马式大堂，历时四年（1880）而成，在庚子年（1900）6月13日又被烧毁，在堂内避难的一批教徒殉难。三十年（1904）用“庚子赔款”重建(法国和爱尔兰两国合建)，次年（1905）落成，教堂正门中间部位刻有“1905”字样以彰其事。当时教堂面阔25米，东侧为神父住宅，西侧、南侧是教室，北侧是“惠我女校”，于1950年被政府接管，更名八面槽小学。
七、教堂更名与复兴
1965年，八面槽地名被取消，成为了王府井大街的一部分，自此八面槽天主堂更名为王府井天主堂，小学也随之更名。
图8 教堂占用时期
1966年8月21日，王府井天主堂关闭，后被王府井小学占用。当时教堂三个穹顶有一大二小三个铸铁雕花十字架，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拆毁，现在改为木制包铁皮的十字架。文革中教堂被天安门管理处占用为仓库，从而使得建筑保存完好，基本未遭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宗教政策落实，北京市政府拨款，1980年开始修复，1982年12月24日正式开堂。[22]
图9 堂前圣若瑟像
九十年代初，教友们集资在东堂西北侧修建圣若瑟怀抱耶稣的白玉雕塑。
2000年上半年，北京市政府拨款8000万元修建王府井天主堂及其广场，将此地作为王府井商业街的特殊景观和地标性建筑而加以修饰，围墙的正门在原址上翻新重建，是年五一前整修一新。[23]教堂位于距院门东部的青石台基上，坐东朝西，南北面阔24米，东西总长约64米，平面呈长方形，教堂门前又有台基。正立面三开间，明间四层，次间三层，砖石结构，灰砖清水墙体，青石基础。中央大门上部有十字形圆窗，两侧各有一个半圆券式双联长窗。建筑主体为罗马式并融入中国传统纹样。大门正面的石柱上有楹联：“庇民大德包中外，尚文宏勋冠古今”，横额为“惠我东方”。于是，具有悠久历史、北京四大堂之一的王府井天主堂这一净化灵魂的圣堂将在繁华的商业区当中展示出一种别样风味，与商业区遥相呼应，物质与精神，俗世与天堂，在这里构筑起一条完美的人生风景线，以其庄严肃穆的形象向现代人提供精神上的警示与依托，在这繁华闹市中，大放异彩。
图10 今日教堂内景
今日王府井天主堂因其古老而透出神秘，门前广场在绿树环绕中更具浓郁人文色彩。教堂正立面雕刻有中式对联，为中西建筑风格共融之典范。虽身处闹市却无碍其圣洁，虽饱经沧桑，仍岿然屹立，成为王府井大街之上一道绚丽风景。
图11 今日教堂外景
[1]余三乐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2]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此石槽犹存，而后不知所踪。
[3]古希腊建筑风格之一。希腊神殿列柱形式分为爱奥尼亚式、多利亚式、科林斯式三种。爱奥尼亚式以其梁柱顶端两侧大型涡卷式装饰及轻巧优美之柱身而著称。
[4]《北京四大天主教堂之王府井教堂》，载于“一盒饭团”，2023年10月3日。
[5] [法]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8页。
[6]余三乐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7]（清）黄伯禄辑：《正教奉褒》。[法]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8页。
[8]余三乐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明末清初北京天主教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
[9]赵殿红：《“康熙历狱”中被拘押传教士在广州的活动（1662-1671）》，广州：暨南大学，2002年8月硕士论文。
[10]高志瑜、林华、余三乐、钟志勇编：《历史遗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11]刘平著：《中国天主教艺术简史》，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第184-187页。
[12]一说此赠款来自葡萄牙国王符立德三世。见[法]白晋著：《清康乾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冯作民编译，台北：光启出版社，1966年，第 137 页。
[13]杨靖筠著：《北京天主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44页。
[14] [法]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 619 页。
[15] [法]白晋著：《清康乾两帝与天主教传教史》，冯作民编译，台北：光启出版社，1966年，第 137 页。
[16]据黄时鉴教授考证，在西堂建成之前，现在的南堂因位于东堂以西，故当时曾成为西堂。
[17]洪大容：《湛轩燕记》，转引自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第416-417页。
[18]杨靖筠著：《北京天主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44页。
[19] [法]惠泽霖著、李保华译：《北堂图书馆史略》，载于《北京档案史料》，1989 年第 2 期，第70页。
[20]孙殿起辑、雷孟水编：《北京风俗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4页。
[21]汤开建:《明清之际西洋音乐在中国内地传播考略》，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北京：故宫博物院，2003 年第 2 期，第50页。
[22]杨靖筠著：《北京天主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44-145页。
[23]杨靖筠著：《北京天主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